对于李鸿章的离去，曾国藩虽然一度感到气愤，如他在日记中曾对李得出“此人难与共患难”的结论，但他经过冷静思考之后，觉得李鸿章确实“才干出众”，是一块好材料，加之因胡林翼从中反复开导，便于1861年初主动与李鸿章取得联系，希望他协助其兄担当南昌城守重任，以遏制西征太平军势力之发展。李鸿章也在静下心来之后，深念师生情谊，直接写信或由胡林翼转劝曾国藩及早从祁门移军，提议应先肃清西征太平军再图他处。但李鸿章是个有个性的人，很难一下子拉下脸面主动回到曾国藩身边。
在此期间，李鸿章曾想自立门户领兵与太平军为敌。曾国藩于是去信直言劝阻，希望他还是立足湘军门下继续多加磨炼为妙。他说：“少荃欲自行带勇数千，恐非所宜。”理由是说李鸿章在“平日不能常常教练，临敌又不能身先士卒，或与邓廉访之宝、志二军，耆中丞（指时任广东巡抚的耆岭）之彰、奇二营规模相似，有统之名，无统之实，必难得力”，建议他“不如求选将才，假以事权，犹可少收将伯之助”。如果你李鸿章“急于治军，可一面通禀敝处与毓、翟二公，一面缄商左季翁（即左宗棠）、郭意城，请其赞成此事也”。尽管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鸿章不宜在此时独当一面领军，但李仍无意迅速回到曾国藩的身边，甚至写信给进士沈葆桢征询是否可以到福建赴任道员之缺。沈在回信中加以劝说：
福建方面的事情态势糟糕到了极点，你到那里去当官则是徒自浪费了才能。另一同年知交郭嵩焘说得更为恳切：试想今日之天下，除了曾国藩先生，还有谁是可以依靠的人？即使你感到相处有不称心如意的地方，最终也必定只能依赖他的提携才能功成名就。曾国藩在是年6月25日复信给李鸿章，情词恳切地请他回大营相助：“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险，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穆生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
于是李鸿章不好再推辞，只好应命从南昌驰赴安庆，重新回到了曾国藩幕府。
李鸿章再次进入曾幕，标志着李、曾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更为亲密的时期。对曾国藩而言，李鸿章的到来犹如生病多时的臂膀得到了康复，因而对李倚重有加；李鸿章则视曾国藩是他漫长黑夜里的指路明灯，从此忠心服膺不移，从个人修养到政治上的飞黄腾达，都得到了这位老师的着意栽培。
找一个支持自己的人
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中堂大人”李鸿章可谓担当了“台柱”角色；特别是“议政王”奕被迫“退休”以后，朝中可称为处理军国外交“能臣”的，非他莫属。
李鸿章原本是个官居闲职的不起眼的人物。1853年3月，从武汉顺流东下的太平军猛攻安徽省城安庆的消息传到了朝廷，万分吃惊的咸丰帝急忙诏派工部左侍郎吕贤基赴安徽，会同安徽巡抚蒋文庆办理团练防“剿”
的事情。吕贤基是一介书生，对两淮的风土民情及战事军务心里没底，便忽然想起了翰林院的编修李鸿章是安徽人——这个忽然想起，就是造就一个“中堂大人”的契机，此处可见各种“必然”，事物中“偶然”因素的玄妙。于是，他奏准皇上，让平日修国史、草拟文件的李编修一同前往。
两个书生搭伴办理战事军务，其后果可想而知。并非独掌大权的“李编修”连遭败绩，却在失败中吸取了一些教训，也积累了军事经验，这为日后的“李中堂”打下了发迹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