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春夏，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带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锋芒直指外国侵略者。外国驻华公使胁迫清政府扑灭义和团的反帝怒火。清朝统治层从上到下，对义和团一直存在着“剿”与“抚”的分歧。洋务派认为“‘助清’者实为清忧，‘灭洋’者益增洋衅”。顽固派则表示“赞助”，企图控制、利用义和团，“扶保大清不坏”。凌驾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的慈禧，在“剿”与“抚”之间摇摆不定。
面对这种局势，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决定“布背水之阵，以求一战”。孙中山明确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为此，孙中山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一面联络三合会等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武装夺取政权；一面根据何启、陈少白的建议谋求与粤督李鸿章合作，争取两广独立。是年5月底6月初，“素与兴中会关系密切”并与香港总督卜力“甚为相得”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向中国日报社社长陈少白献策，“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而由孙中山“率兴中会员佐之”。陈少白对此深表赞同，立即函告孙中山。刘学询也闻风而动，对李鸿章说，如傅相有意罗织孙中山，他“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李鸿章没有明确表态，只是“颔之”而已。于是，刘学询便写信给孙中山，说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孙中山虽然并不相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却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
其实，孙中山对李鸿章心存怀疑是不无缘由的。当时义和团尚未大批涌入京师，顽固派尚未左右朝局，八国联军尚未组成，香港总督卜力在外休假尚未介入，在这种形势下，说李鸿章“欲以粤省独立”，于理于势，似乎均属虚妄。直至6月10日，即孙中山从横滨乘船赴香港的前一天，李鸿章在接到赫德来电之后，才感到“大局危甚”。是日，赫德以“急密”
电通知粤海关税务司官员庆丕，让其“立即往访李鸿章，向他说明此间局势极端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我请他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庆丕接电后立即去见李鸿章，李鸿章“看了电报之后，很快就了解了整个局势”，并立即按照赫德的意见电奏清廷。次日，李鸿章致电盛宣怀哀叹“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请他续报朝局近况，在此之前，李鸿章企图罗致孙中山以消除武装起义的威胁是可能的，然而与之合作搞“粤省独立”，却只能是刘学询和何启的想法。当然刘、何的这种想法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广州和香港官绅急于防止变乱、安定秩序、维持既得权益的心理的一种反映。
6月17日，孙中山偕杨衢云、郑士良及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乘船抵达香港海面。李鸿章派曾广铨率“安澜”号兵轮来迎，邀请孙中山、杨衢云二人“过船开会”。这时，孙中山得到“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孙、杨之计划，更有谓刘实为主谋者，故不欲冒险入粤”，仅派享有治外法权的官崎、青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三位日本友人代行赴会。当夜10点多钟，宫崎等三人被接至刘学询的公馆，即时与刘学询开始谈判，曾广铨担任翻译。谈判至次日凌晨3点结束，宫崎一行即时“乘暗夜回转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