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上海自五口通商以后，工商业在外国货物的刺激之下日趋繁荣，海关洋税的收入也日渐增多，可是除了每月按例供给镇江驻守军军饷三万两以外，还有扩充后淮军务营、常胜军及淮阳和太湖水师军饷等任务，这些都来源于上海税收，再加上供给曾国藩大营军饷四万两，实则入不敷出，资金缺口甚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鸿章果断地采取了海关厘税分收分用的政策。具体说来，就是将关税收入专备应付一切与涉外有关联的支出，如常胜军经费、会防局用款、镇江防军协饷、扣还官府欠款等项，归苏松太道吴煦经理。厘捐收入则专用于淮军及本地防军军饷，责成薛书常总办淞沪厘局。而每月协济曾国藩大营的四万两饷银，也从这里拨给。这种把关税与厘银明确划分开来的做法，就使得军饷有专拨之款，更能主动而有效地控制饷源。换言之，实行这种办法，既从基本上解决了淮军的饷需问题，又得以以大批金钱和物资资助了湘军在西线战场的作战。
李鸿章做事之细，着实令人赞赏。
要防患于未然，你得学会控制
李鸿章是个十足的控制高手，因为他懂得利用一方势力来控制另一方。
对于苏州杀降事件，清廷认为李鸿章“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曾国藩也发出“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殊为眼明手辣”的感叹！然而，常胜军统帅戈登却极为不满，愤然离开苏州退至昆山，并要求李鸿章辞去江苏巡抚一职，否则就攻击淮军，夺回常胜军所占城镇交还太平军。英国驻华陆军司令柏郎也自沪抵昆，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调遣。柏郎还赶到苏州，“怒不可撄”，威胁李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李鸿章说：“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柏郎“一怒而去”，李鸿章被弄得焦头烂额，担心总理衙门“无力于此公案”，表示：“愿受朝廷之罚，不欲开岛人之衅。”戈登并非人道主义者，而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与其说他是痛恨杀降，毋宁说是痛恨杀降不利于进一步诱降；加之李鸿章“先调常胜军回驻昆山，未与入城之功”，戈登失去抢掠之机，因而“忽生异议”。李鸿章想方设法消弭衅端，一面搜刮大批银两“犒赏”常胜军，一面乞求赫德出面斡旋。至于苏州杀降事件，李鸿章先是把一切责任全推到了程学启身上，觉得不妥之后，李鸿章又施展权术，耍两面手法，派人去安抚程学启。
李鸿章在夺取常州之后，设法解决了遣撤常胜军和会攻天京这两个棘手的问题。
由苏州杀降而引起的一场风波，深深地刺痛了李鸿章。他断言：“常胜军终无结局，外间不知者以为好帮手，其知者以为磨难星也。”既然是“磨难星”，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他“每思乘机善遣，徒以军事方棘，外人把持，未易就理”。1864年5月，淮军和常胜军夺回常州后，遣散常胜军的条件已经成熟。
戈登考虑到太平天国败局已定、淮军逐渐西化和常胜军严重腐化的现实，主动要求遣散常胜军。清廷认为这“实属不可失之机”，指示李鸿章“乘势利导，妥为遣散”。李鸿章更为高兴，声称“此是苏省最要关键”。当然，他对常胜军并非全裁，还酌留得力炮队600人，枪队300人，海生轮船数十人，已及原额1/3，并留外国军官12名，帮同教习。这实际上是李鸿章把常胜军精锐从戈登手中夺归己有，使之成为淮军的有机组成部分，“训练操纵由我”。他这样做，既壮大了淮军的声势，又消除了英国驻沪领事巴夏礼关于遣散常胜军会危及上海安全的担心。
李鸿章自信“笼络”、“控驭”常胜军的举措是成功的。1864年，他说“两年来剿贼立功”，深赖戈登的“指臂之助”。李鸿章依靠常胜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得苏常地区，随即遣散了常胜军，手腕之高明，使曾国藩也为之感叹。
想要成事，你得善“借”
李鸿章非一般平庸之辈，他善于靠“借”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