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深谙传统文化的精髓，明白中国的人情世道，具有圆融的处世智慧，比如能随时看清周围形势，巧于谋划细节，善于防患于未然，坚持深藏不露，做到安身第一，耐心等待时机等等，这使得他游刃自如于晚清宦海之中。
不仅要谋细节，而且还要巧谋
李鸿章能想方设法为自己创造条件这一点，成为了他不败的保障。李鸿章创办淮军和就任江苏巡抚以后，效法曾国藩开设幕府，延揽人才，组建了自己的班底。依靠这个班底，李鸿章基本上解决了购制军火和捐厘助饷问题。先拿捐厘助饷来说，李鸿章自采取关厘分途，以厘济饷政策后，就置“商怨沸腾”于不顾，“百计搜剔，无孔不入”，他虽然承认“各省厘捐之重，无如上海”，但仍不断下令加征。及至督军挺进苏南以后，每得一地，“即酌添卡局，以济军饷”，结果“分卡之密，近于烦苟”。
当时江楚各省厘金每年不过百数十万，而苏松两百余里内却岁收厘捐近3百万。常熟柯悟迟抨击道：“关卡重重，抽厘叠叠”，“实在有益于军饷者不少，竭膏血于小民者亦多。”
1867年曾国藩承认：“苏南厘金之弊，怨黩繁兴。”“饷源所恃，仅在厘金，征敛百端，民穷财尽，此大乱之道，已在眉睫。”但因江苏省厘金皆为李鸿章之所设，“投鼠忌器，不得不包荒示大”，徒呼奈何。
江海关关税，循例应解户部。但从太平天国与清朝之间的战火蔓延到长江下游以后，就改为“尽所收厘捐关税抵放军需”。及至李鸿章就任苏抚，江海关关税除了按照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规定，扣还英、法两国赔款共计4成外，其余6成主要用于筹还代征的汉口、九江两关税款、支付镇江防军、常胜军、上海中外会防局用款和上海水陆各军购制洋枪火药费用。其中购制洋枪火药一项，淮军因系上海水陆军中消费军火的首户，所以受益最大。
根据李鸿章“恭呈御览”的清单，可以看出自同治元年四月起至同治三年六月底止（大致是从淮军抵沪到湘军攻陷天京的这段时间），苏沪军需款项，入款总数为库平银九百余万两，其中厘金收入六百余万两，占总收入的56%，为第一位，关税为第二位；支出列为常胜军报销项下的有江海关洋税、捕盗局经费和苏藩库，而列为以淮军为主体和苏沪驻军报销项下的则主要是苏沪厘金和军饷捐，当然常胜军也支用些厘金，苏沪驻军也并非丝毫不支用关税。据推算：“如在全部入款中，剔除常胜军等五项的入款，再在厘金收入总数中，剔除常胜军所支用的厘金，则厘金所占苏沪诸军用款应为64%。”
当李鸿章率领淮军从安庆到达上海时，曾国藩就曾致函提出要求：
“上海所出之饷，先尽你驻防在那里的部下各军之需，其次解济镇江防军，最后就请接济我这里。”这是因为，自1854年清政府根据雷以诚的建议推广厘捐以助军饷后，湘军的主要军饷就来源于各地厘捐。1858年以后，湘军饷粮主要依赖湖北和江西等省支付。由于胡林翼的全力相助，湖北饷源最为可靠，江西虽是食饷旧地，但饷源却时断时有。
1862年间，沈葆桢截留漕折，专用于本省防务，以前接济湘军之饷项，每月五万余两也被尽数截留。同时，沈又以九江开放对外通商，于是新设海关征税。这样一来，与江上船货厘金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而其江上来往货物，原为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设卡抽厘的饷源所在。
此项厘金，向来不在江西巡抚接济湘军军饷之内。沈葆桢自行咨会彭玉麟立即停征湖口及二套口等地竹、木、盐、茶4项厘金税，因而湘军饷粮来源受到很大影响。曾国藩与沈葆桢终为此事闹到朝廷，结果朝廷为了牵制曾国藩过大的权力而下令由户部议准此项厘税半留江西、半归湘军。
所以曾国藩极力举荐李鸿章援沪，除了单纯的军事和政治目的之外，还有用上海税收资助湘军的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