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悠，宇宙无穷，人的生命犹如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人生短暂，萍踪无定，人生的历程如雪泥鸿爪，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开不败的花朵，也没有看不完的好景，“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梨花怒放，柳絮飞舞，草色青青，满城春色，人们在尽兴地赏花游春，可是“人生看得几清明？”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尽兴赏花的机会呢？有限的人生给人们带来多少惆怅和迷惘啊！既然人生胜景难逢，聚少散多，别时容易见时难，那么，又何必过分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升沉荣辱呢？“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很快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因此，汲汲于个人的物质利欲、富贵穷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就像在醉梦中仍你争我夺，实在显得太荒唐可笑。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虽然意识到人生短暂，却并没有由此走到列子鼓吹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道路上去，也没有像魏晋名士们那样，沉浸于生命无常、人生如梦、欢乐苦短、忧愁苦多的伤感中不能自拔。苏轼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对待人生，认为人们应该“循物之理”，按照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生活，随遇而安，“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埋足而无憾”，只有遵循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才能尽人事，终天年，做到死而无憾。
怎样才能尽人事，终天年，死而无憾呢？苏轼认为关键在于淡化功名利禄和物质欲望。“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少，而可悲者常多。”世人之所以乐少悲多，是因为他们拘泥于个人的祸福得失、汲汲于一己之富贵荣辱，不能超然物外。只有超然物外，随缘自适，才能乐观旷达，“无往而不乐”。“予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册于物之外也”，“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正是由于苏轼超迈旷达，无往而不乐，所以，他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生情境下，始终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宁。在顺境，即使在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的春风得意之时，也没有得意忘形、飘飘然不知所往；在逆境，即使是身陷囹圄或贬居流放，也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总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味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居黄州，他不仅政治上失去了自由，行动上受到限制，而且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同时，由于经济上十分窘迫，为了维持生活，苏轼不得不垦荒东坡，躬耕陇亩，“与渔樵杂处”。
面对这样孤苦寂寞的环境，苏轼仍坦然自若，他善于从困苦的境地中摆脱出来，去寻找和发现生活中的美。
在岭南和海南，他的处境更加艰难。在岭南，由于无法适应当地的瘴雾毒气，致使“旬日之间，丧两女使”，连他最宠幸的爱妾朝云也病逝了。在海南，他更是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海南，在当时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流放海南者很少能得以生还，苏轼也断绝了生还北归的希望。即便在如此困厄的境况下，苏轼也没有心灰意冷，仍然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在苏轼看来，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快适，可以弥补物质生活的贫乏，助其战胜外在险恶环境的煎迫，所以，在极端困厄的情况下，他仍“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正是这种超迈旷达、怡然自得的乐观情怀，帮助苏轼战胜了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险阻，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