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陈鼐从容施展自己的才干，准备在宦途上有一番作为时，家中突然又遭变故，其第三子不幸于1871年冬天病逝。老年丧子悲痛何极！经此严酷打击，陈鼐万念俱灰，从此一蹶不振，很快于次年重阳日奄然病故。
李鸿章与陈鼐交往二十余年，既欣赏他的足智多谋，又敬重他的为人厚重，两人不仅是幕主与幕客关系，更是知心朋友，情谊格外深厚。李鸿章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陈鼐之死，使他“顿失臂助，四顾怆然”，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开阔眼界，重视人才
眼光越开阔的人，越能把事情办好。当然，一个人眼界是否开阔，往往与他想问题的角度相关。李鸿章站在近代中国发展的角度上，放开眼光，认为人才是天下第一重要的。
为了培养技术人才，李鸿章积极主张送学生到海外培训。他说：“西洋制造之精，实源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船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行驶愈速。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只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若不赴西厂观摩考察，终难探制作之源。”为此，早在1871年他就会同曾国藩奏请朝廷批准，于次年派第一批幼童赴美学习，这是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始。至1875年，先后派出四批，共计120名。学习出色者有詹天佑、唐绍仪、梁敦彦等。
1876年，他又派遣淮军中下级军官卞长胜等7人，随同洋教习赴德国学习陆军。次年初，又会同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联衔奏准，选派福建船政局前后学堂学生26名、艺徒4名，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
同年，第一批赴欧学生出国。在法学习制造者，多分赴各矿厂学习开采及冶炼、冶铸工艺诸法，均得文凭，学成后并游历英、法、比、德各国新式机器船械各厂。赴英学习驾驶者，先入格林尼次官校，后陆续调入铁甲船学习，历赴地中海、大西洋、美利坚、非洲、印度洋等处操练排布迎拒之方。离船后又专请教习补授电气、枪炮、水雷各法，均领有船长文凭。在这批留欧学生中，学习制造出色者有魏瀚、陈兆翱等；学习驾驶出色者有刘步蟾、林泰曾等。此后清政府又陆续派遣了两批留洋学生。
1885年，李鸿章鉴于学习制造的学生原定学制三年为期太促，“所学不全”，建议改为六年；学习驾驶的学生，每年仅有两个月在大兵船上实习，“阅历亦浅”，建议每年改为六个月在船上实习，以增加阅历，但原定学制三年不改。
总之，为培养技术人才，李鸿章做了许多努力。但由于极端守旧势力的百般阻挠，再加上人才的成长又非一朝一夕可以成事，在他所办的一些企业或学堂中，仍不得不雇用一定数量的洋匠或洋教习，以补本国人才之不足。
雇用洋人，李鸿章特别强调两点：一是通过他们培养本国人才。他说：“其初不得不雇用洋匠指授，所望内地员匠，学其器而精通其意，久之自能运用，转相传习，乃为经久之道。”又说：在华匠中，“如有技艺与洋人等者，即给以洋人工食，再能精通，则拔为匠目，以示鼓励。”二是注意“权由我操”，“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譬如，1870年李鸿章接办天津机器局时，即在该局“精练华工，酌裁洋匠”，并将主持局务之洋员密妥士辞退。不久，又将金陵机器局主持局务的洋员马格里辞退，用较为内行的中国人龚仰遽指挥调度。
李鸿章的上述做法，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做事要敢想敢做！优柔寡断的人总是权衡利弊得失、思考前因后果；而那些果敢行动的人一旦得出确定结论之后，就立即付诸实施，雷厉风行。
李鸿章抛开陈旧思维，放开眼界，以实际行动为中国近代人才的选拔开创了一个好的开端。
网罗人才要“不择手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