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少纳言与其《枕草子》，周作人在其中文译本的后记中做了说明。他将《枕草子》的内容分为三类——类聚、日记、感想，从其分类可见，“散文”之于《枕草子》，是体裁也是精神。早在1923年，周作人在《歌咏儿童的文学》一文中言及《枕草子》，即称赞其“叙述较详，又多记宫廷琐事，而且在机警之中仍留存着女性的优婉纤细的情趣，所以独具一种特色”。日常性，本是清少纳言观察生活的主要视角。她在《枕草子》中写道：“那些高贵的人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很是想知道，这岂不是莫名其妙的空想么？”（卷十二）推敲《枕草子》的书名，亦可推敲出散文式的自由与散漫。在日语中，“草子”本是“册子”（或“草纸”）的谐音词，“枕草子”中的“草子”即“册子”之意。但是，为何是写作“枕草子”而不是写作“枕册子”？在我看来，写作“枕草子”的结果，是书名与日语固有词“草枕”（くさまくら）发生了关联。“草枕”一词体现了日本传统游记文学的自由精神。束草为枕，乃旅寝、暂眠之意。夏目漱石亦有小说名作《草枕》（1906年）。
石川啄木（1886—1912）二十六岁病故，与其说是英年早逝不如说是夭折。五四后期他就受到周作人的关注。周作人编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两条血痕》（开明书店1927年出版），收录了石川啄木的同题小说《两条血痕》。周作人在这篇小说后面的译者附记（写于1922年8月1日）中介绍石川啄木的生平与创作，说《两条血痕》“是一种幼时的回忆，混合‘诗与真实’而成，很有感人的力量。他的诗歌，尤为著名，曾译其诗五首登《新青年》九卷四号，又短歌二十一首，载在《努力》及《诗》第五号上”。至1959年翻译《可以吃的诗》，周作人翻译石川啄木作品的时间长达近四十年。他喜爱石川啄木的作品，不仅是因为石川作品混合了“诗与真实”，也不仅是因为他与石川同样悲观于生命的偶然与短暂，而且与石川作品的日常性、日本性有关——结合石川的诗歌来看尤其如此。《一握砂》《可悲的玩具》两本诗集中，多有描写日常生活的诗。“扔在故乡的/路边的石头啊，/今年也被野草埋了吧。”“茫然的/注视着书里的插画，/把烟草的烟喷上去看。”等等。有的诗吟咏的日常生活过于琐细，因此如果不反复阅读就无法品味其中近于禅味的诗意。这两本诗集收录的都是三行一首的短诗。这种“三行诗”的形式并非偶然形成，而是石川啄木受到其好友、歌人土岐善麿（1885—1980）罗马字诗集NAKIWARAI（可译为《泣笑》）的三行诗启发，刻意追求的。在周作人看来，短小的形式最适合表现日本诗歌的美的特质。他在《日本的诗歌》（约作于1919年）一文中说：“短诗形的兴盛，在日本文学上，是极有意义的事。日本语很是质朴和谐，做成诗歌，每每优美有余，刚健不足；篇幅长了，便不免有单调的地方，所以自然以短为贵。”
清少纳言与石川啄木，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品出味道、发现美，是因为他们有一颗“日常”的心，并且身处日本的精细文化之中。在《枕草子》中，清少纳言描写日常生活情景之后，经常重复那句“这是有意思的”，可见其品味生活的自觉性。石川啄木，甚至能够把自己丰富的情感投射到海岛沙滩上的一把沙子（“一握砂”）中。这两位日本作家生活的时代相差近千年，而他们同样为周作人所喜爱。周作人翻译他们的作品，是发现、认同他们的同一性，也是发现自我。
这五本书中，三本是创作，两本是翻译，但保持着精神与美学的一致性。由此能够读懂周作人，读懂他与日本文化的共鸣，读懂现代中国文化史的重要侧面。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种阅读，能够感受到丰富的日常性，深化对日常性的理解。对于我等往来于世俗生活之中的芸芸众生来说，“日常”是一种常态，是生命本身，因而是尊贵的。
2018年12月31日序于寒蝉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