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炳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周作人1967年5月6日离开人世，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他在八十岁那年的日记中表明心迹，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但他这理想未能实现。他留下了大量著作与译作，留下了许多照片。他“活”在文学史上，“活”在当今的文化生活中。不言而喻，现在是“活”在这套丛书中。
周作人的神情，可谓超然、冷静。他中年之后的每一张照片，几乎都在展示那种出家人式的超然、冷静。周作人认为自己是和尚转世，在《五十自寿诗》中称“前世出家今在家”。光头，形象也接近出家人。相由心生，文如其人。周作人的超然、冷静，是可以用其作品来印证的。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那些说古道今、回忆往事的散文，谈茶、谈酒、谈点心、谈野菜、谈风雨的散文。也就是本丛书中《我这有限的一生》《都是可怜的人间》《日常生活颂歌》这三本散文集收录的作品。本质上，周作人的超然与冷静，与其散文的日常性密切相关。这种日常性，亦可称为“世俗性”或“庶民性”。在周作人这里，“日常”是一种价值，一种态度，也是一种书写方式。因此他追求“生活的艺术”，主张“平民文学”，获得了“自己的园地”。
年轻时代的周作人，也曾是忧国忧民、放眼世界的热血青年。五四时期，他投身新文化建设，倡导新村运动，参与发起了文学研究会。周作人获得超然、冷静的日常性，是在中年之后。确切地说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他在1923年7月18日写给鲁迅的绝交信中说：“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人生观开始改变。1925年元旦写短文《元旦试笔》，声称“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少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思想起伏颇大。1926年经历了“三一八惨案”的冲击，1928、1929年间写《闭户读书论》《哑吧礼赞》《麻醉礼赞》等文，于是进入“苦雨斋”，喝“苦茶”并且“苦住”，最终在世俗生活中建立起“日常”的价值观。不幸的是，1939年元旦遭枪击，在内外交困之中出任伪职。所幸，日本战败，晚年周作人在社会的边缘向日常性回归。《老虎桥杂诗》中的作品，就体现了这种回归。
上文所引“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一语中的“人间”是个日语汉字词，意思是“人”。鲁迅的《人之历史》一文，1907年12月在东京《河南》月刊上发表时，题目本是《人间之历史》。1926年鲁迅将其编入《坟》的时候，改文题中的“人间”为“人”。精通日语者，中文写作难免打上日语印记。不过，周作人这里使用的“人间”一词，大概也表达了一种超越个人的“人间情怀”。他1926年6月7日写的杂文《文人之娼妓观》，就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那句“我是跪在人类的一切苦难之前”，并说“这样伟大的精神总是值得佩服的”。词汇的微妙体现了思想的微妙。
在周作人这里，“日常”与“非日常”保持着或隐或显的对应关系。
周作人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而日本文化的日常性、世俗性、庶民性正是他钟情的。他赞美日本人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喜爱日本浮世绘，翻译了日本名著《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本丛书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与石川啄木的《从前的我也很可爱啊》，同样包含着这种日常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