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虚构的“美丽新世界”系统地践行着优生学和劣生学，二者并行不悖。优质卵细胞放在一组瓶子中，与同样优质的**结合，并在胚胎期给予最好的照顾，最后倒出胚胎瓶，成为一个个β人、α人，甚至增α人。而更多的劣质卵细胞则放在另一组瓶子中，与同样劣质的**结合，经波氏程序处理（1个卵子最多能生产出96个孪生子），在胚胎瓶中用酒精或其他蛋白质类毒物浸泡，最后倒出胚胎瓶的生物，只能说是个“类人物”，但是他们可以承担非技术性工作。经过适当驯化，这些“类人物”可以享受免费而频繁的**，这种免费的娱乐令他们上瘾，每日消费定量索玛则强化了他们乖乖仔的行为模式。如此一来，就可以指望他们不会给优质人群制造麻烦了。
但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我们还不能对人类的繁衍做任何系统性的干预。只不过，目前随意、不经控制的繁衍模式，不仅使这个星球人口膨胀，而且似乎还“确保”了这巨量人口的质量较为低劣（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说）。在过去的坏日子里，任何一个小孩，只要有或大或小的基因缺陷，都很难存活；而今天，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现代化的药物学以及社会良知的决心，绝大部分有基因缺陷的小孩都能长大成人，并能繁衍，使其基因缺陷扩散。按此趋势，医学每有进步，受基因缺陷诅咒的人群存活率亦随之增长。
尽管新奇药物不断产生，医疗手段不断改进——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这些原因——大众的体质却不仅没有任何增强，甚至还在恶化。随着体质的下降，人类的平均智商也很可能随之下降。其实，某些主管当局确信，这种下降的趋势已经发生，并且将持续发展。谢尔登(1)有言：“政策环境是软弱的、不作为的，因此人类最好的血统正随意与较差的血统（它们方方面面都比最好的血统低劣）混杂……在学术圈子里，目前流行向学生传授如下观点：担忧不同血统出生率的异动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所有这些人口的问题其实不过是经济、教育、宗教、文化或其他什么东西在作怪罢了。这种乐观像极了波利安娜(2)。但是，错误的生殖方式才是根本原因，它是要从生物学角度去探讨的。”他还补充说：“1916年，推孟(3)尝试将美国人的平均智商定为100，但自此之后，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民众的平均智商降低了多少。”
在欠发达国家，当人口出现过剩现象时，其五分之四的国民每天摄入的热量不到2000焦耳，只有五分之一的国民可以享受均衡营养，在这种情形之下，谁相信民主制度会自发生成？即使外界力量强加给这个国家以民主制度，或者政府自上而下强行推广民主制度，它又怎能存活？
我们再来看看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虽实行民主制度，但因为任由劣生学发挥影响力，国民的智商和身体机能同步下降。在这样的国家，其个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传统还能持续多久？五十到一百年之后，相信我们的后代将会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极其恼人的道德难题。所有人都知道，不能为了达到良好的目标而不择手段。但是，如上所述的众多反复出现的问题，手段良好，结果却甚是糟糕，这又该怎么解释？
我们举一个热带岛屿的例子，在DDT的帮助之下，我们消灭了疟疾，在两到三年内，我们挽救了成百上千人的性命。很明显这是一件好事。只是，这被挽救的成百上千人，和他们此后生育、繁衍的成百万人，不仅衣不蔽体、无屋遮身、大字不识，甚至还耗尽该岛的资源。是的，人们不再因疟疾而死，但是营养不良、人口膨胀却使生活质量低下，于是，普遍饥饿带来的慢性死亡却威胁着数量更加庞大的人群。
再举先天不足的人为例，我们的医学和社会救助体系确保他们也可以繁殖后代。帮助不幸的人很明显也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良的突变基因在我们的后代中大规模传布，遗传库受到不断的污染，这绝对是件坏事情，因为人们本来是要从此遗传库中觅取优良基因的。我们深陷道德悖论之中，想找到一条中庸的道路，我们需要融合善良的意愿，还有全部的智慧。
(1) 威廉姆·赫伯特·谢尔登（WilliamHerbertSheldon, Jr.，1898—1977），美国心理学家，曾师从卡尔·荣格，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俄勒冈大学从事教学工作。
(2) 《波利安娜》（Pollyanna），是美国作家埃莉诺·波特（EleanorPorter，1868—1920）于1913年创作的一部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波利安娜是一位极天真的乐观主义者。
(3) 刘易斯·推孟（LewisMadisonTerman，1877—1956），美国心理学家，被称为“智商之父”。他开创了教育心理学，并对智商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极力提倡优生学，还曾任美国心理协会会长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