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许多方面，人人皆相互不同。在统计定额中，个体差异的幅度之大，已然令人惊叹，而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所谓的统计定额，只在保险统计中有些用处，大抵是不能使用于真实人生的。真实人生中，没有一个人是所谓的“标准人”，只有一个个单独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人皆自有其与生俱来的精神、身体的特质，却无一不刻意（或被迫）扭曲自己的生物差异性，以融入某个文化模型的同一性中去。
对暗示的敏感性，是这些特质之一，同样人人大不相同。自然，环境因素会影响一个人接受暗示的敏感性，不过，恐怕这一特质的区别也有个体体质差异的原因。对暗示极度反抗，这种案例甚是罕见，幸亏如此，否则如果每个人都像别人一样不接受暗示，社会生活就不存在了。社会之所以能以一种理性的方式高效运转，就是因为虽然程度不同，但大部分人都对暗示敏感。但是，对暗示极度敏感的现象，一样甚是罕见。这也是社会之幸，否则如果大部分人对外界暗示极度敏感，那么任何选区里的大部分选民将不可能做出自由、理性的选择，民主制度亦将不存。
几年之前，在麻省总医院里，一群研究者就安慰剂（安慰剂从药理学上说，是毫无疗效的，但是病人们却相信它们有效）的止痛效果进行了一场极其成功的实验。在这项实验中，参加实验的患者为162人，他们都刚从手术室出来，身体非常疼痛。一旦有病人要止痛药，研究者们就给他们注射吗啡或蒸馏水。所有的病人都接受了吗啡、蒸馏水的注射，其中，约三成的患者根本不能从安慰剂中获得缓解疼痛的效果，另外14％的患者每次注射蒸馏水之后都觉得病痛缓解了，剩下的55％的患者，有时能从安慰剂中获得缓解疼痛的效果，有时则不能。
到底是什么把暗示感应者与暗示不感应者区别开来呢？严肃的研究和测试证明，年龄、性别不是重要的因素。男人、女人，老者和少者一样频繁地对安慰剂产生反应。标准的智商测试显示，智力水平似乎也不是重要因素，因为这两组人（暗示感应者与暗示不感应者）的平均智商差不多。
说一千道一万，区别只在气质上，在于他们对自己、他人的感受，在这一点上，这两组人显著不同。暗示感应者与不感应者相比较的话，前者更愿意合作、较少批判性、不太怀疑，他们不会给护士制造麻烦，对于自己在医院接受的治疗，他们简单概括为“棒极了”。虽然感应者对他人比不感应者要友善得多，但感应者对自己却通常过于焦虑，在压力之下，焦虑感会以各种身心失调的症状表现出来，比如消化不良、腹泻、头痛。无论是不是因为焦虑，大部分感应者在表达情绪时都比不感应者更加无拘无束，也更加健谈，他们也更易信仰宗教，对教会的事务更有热心，在潜意识层面上，他们也更加关注性事。
如果将这些患者对安慰剂的反应数据与催眠专家们在其专业著作中的预测做一比较，会是很有趣的事情。催眠专家们说，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可以很容易就被催眠；另外的五分之一根本就不能被催眠，或者，只有当药物作用或疲惫降低了其心理抵触水平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被催眠；剩下的五分之三人口比第一类人催眠起来略微困难些，但又比第二类人催眠起来容易得多。一位制造睡眠磁带的商人告诉我，他的客户中大约有20％的人是热情的，他们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就能得出极佳的效果，并反馈给他。但另一方面，却也有8％的少数人，总是要求他退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顾客，他们不能很快取得成效，但其暗示感受性也是足够的，只要他们坚持去听合适的睡眠暗示材料，最终他们会收到想要的效果，比如自信、两性和谐、减肥或赚钱更多。
民主、自由的理想遭遇了人性易受暗示的残酷现实。五分之一的选民几乎只需一眨眼之间就能被催眠，七分之一的选民只要注射蒸馏水就能缓解他们的病痛，四分之一(4)的选民对睡眠教学法能迅速产生热情的反应。这些人算是非常愿意合作的少数人，此外还要加上那些反应启动较慢的多数人，其暗示感受性虽然较低，但是任何熟知业务且愿意花费时间和辛劳的人，都能将其暗示感受性有效提升。
个人自由能与个人高度的暗示感受性兼容吗？当内部专业的思想操纵员经过科学培训能熟练开发个体或群众的暗示感受性时，民主制度能存续吗？暗示感受性的存在有利于个人及民主社会，但在何种程度上，过高的感受性天赋能通过教育被中和吗？商人、牧师、政客（无论在朝在野）对暗示感受性的过度开发，究竟达到何等程度，需要法律来控制？头两个问题，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或明确或含蓄地讨论过了，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讨论预防、纠偏的问题。
(1) 西奥多·X.巴伯（，1927—2005），研究后催眠行为的心理学家。
(2) 米恩·布拉姆韦尔（MilneBramwell，1852—1925），英国医生和催眠专家。
(3) 奥托·格奥尔格·维特斯特朗（OttoGeorgWetterstrand，1845—1907），瑞典内科医生和精神治疗医师。
(4) 原文为四分之一，但根据上下文理解，应为五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