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社会里，每一件事情都是由个人来做的。这些个人当然会受到当地文化的深刻影响，古人的图腾和道德观加上正确的信息和错误的信息一起代代相传，并通过口传或书面文字的方式保存在个体身上。但是不管个人从社会中获得任何东西（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不管个人从属于某个团体的个人那里获得什么东西，或从他人——无论是生者死者——编辑的符号文献中获取什么东西），他使用此物的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包括他独特的感受、他的生物化学的构造情况、他的体格和气质——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科学解释再丰富，解释范围再广，也不能解释清楚这些不证自明的事实。我们务必记住，斯金纳教授视人为社会环境的产物，但这个世上不是只有他一人才能对人类做科学的描述。这里便有一人，乃是罗杰·威廉姆斯(6)教授，他对人类行为的描述，不是将其抽象化，而是视其为身心的共同作用，每个人身心的发展，部分源于与他人共存的环境，部分则源于个人独一无二的遗传性。在《人性之边界》和《自由但不平等》两书中，威廉姆斯教授以翔实的证据，论述了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差异，这种差异，华生博士认为“纯属无凭无据”；而其重要性则被斯金纳教授一笔抹杀——“几乎等于零”。
在动物中间，尤其在特定物种之中，进化程度越高，生物差异度就会变得越来越醒目。尤其是人，其生物差异度在整个自然中是最高的，人在生化、结构、气质等方面的多样性，高过其他任何一个物种。这是简单事实，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因为我所命名的“整合的意志”的存在，世上总有人意图把一种简单易懂的同一性强加到万事万物身上（因事物的多样性令其抓耳挠腮），如此一来，许多人便被诱导，遂忽略了这一简单的事实。他们于是降低生物的独特性，全神贯注于较为简单的、更易被人理解（就目前知识水准而言）的环境因素，因为环境总会介入人类行为中。“思考与研究皆关注于环境因素，”威廉姆斯教授写道，“由此导致人们普遍认为婴儿有必要按照统一模式养育。一大帮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人类学家，以及其他一些专家，比如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法律学者，还有社会大众，居然一致信奉这一教条；那些将去制定教育政策和政府大政方针的人，他们的主导思维模式中也复刻了这一教条；而那些毫无独立批判精神的人，对这一教条则无条件地接受。”
如果一种伦理系统以非常实际的态度评估各种实践经验的数据，那么它便能造福人群；但事实恰恰相反，很多伦理系统在评估实践经验、观察事物性质时，却不切实际到无可救药的程度，导致这种伦理系统自然弊大于利，遗患无穷了。
因此，直到最近，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坏天气、疯牛病、**可能是因为邪恶的魔法师在作祟，而且有很多事例表明确实如此。于是，抓捕、杀死魔法师变成了一种责任；此外，这种责任已然白纸黑字写在神圣的《出埃及记》里了：“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7)以此种错误的观念为基础（在许多个世纪里，权势人物极端相信这些观念），建立起来的种种伦理系统和律法系统，制造了最骇人听闻的邪恶勾当。
在这些关于魔术的错误观念流行的年代，遍地监视、死刑盛行、冤死无数，种种恶果皆自成逻辑并强制执行。能与这样邪恶的时代匹配的，是不久前的纳粹德国。纳粹的伦理系统，其基础是关于种族的错误观念，且得到强制推行；披上合法外衣的暴行，其规模之庞大，则远胜过去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