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威廉·詹姆斯写道，“假如人性可以确定的话，那么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伟人的社会并不曾造就伟人，相反，是伟人诞生之后，这个社会才称之为伟人的社会。社会、政治、地理，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人类学，这些条件对生理力量的影响，好比维苏威火山(5)对瓦斯火花的影响一样，你说这影响是大是小呢？其实是生理力量塑造了伟人。斯宾塞先生莫非以为，社会诸种压力恰好汇聚一起，时间恰好在1564年4月26日左右，恰好作用于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然后便必须在此地诞生某个莎士比亚，此位莎士比亚，必定还得智力超常？……他是不是说假如上述这位莎士比亚幼时患了婴儿吐泻病不幸夭折，那么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还得有另一个母亲务必得再生一个孩子，与上述这位莎士比亚一般无二，以重建社会的平衡？”
斯金纳教授是一位实验心理学家，他的论文《科学与人类行为》坚持以事实为基础。但不幸的是，这些事实局限在小范围之内，于是，当他冒险进行概括时，其结论的不切实际，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理论家们一样彻底。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像赫伯特·斯宾塞一样，斯金纳教授对詹姆斯所称的“生理的力量”满不在乎，他只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就把决定人类行为的基因问题一带而过。在他的著作中，他对体质医学的新发现不屑一顾，对体质心理学根本连提都不提，其实，依据这些（根据我的判断，只需要依据这些即可），都可以写一本全面的、实事求是的个人传记了，这本传记要与传主存在的相关事实紧密联系，包括：他的身体、气质、智力禀赋，他生活的直接环境（随时间变化而不同），他的时代、所处地理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文化。
人类行为的科学就像抽象的运动科学一样——在研究上是必要的，但是就研究本身来说，却完全与实际事物不相关。来比较一下蜻蜓、火箭和近破波，这三者可以说明相同的运动规律，但是其表现形式却并不一样，可是它们之间的区别至少与它们之间的共性一样重要。其实，就其运动研究本身来说，这种比较几乎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
与此类似，行为研究就其本身来说，同样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比如个人的身心是如何呈现其“行为”的。但是作为身心俱全的我们来说，了解身心却非常重要。此外，我们通过观察和实际经历可以知道，个体与个体之间，其身心之差别可谓天上地下，而其中一些个体，其身心之强大，可以而且确实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环境。在这最后一点上，罗素与威廉·詹姆斯英雄所见略同，而且，我要说，几乎每个人（斯宾塞行为主义的信奉者们除外）都会同意威廉·詹姆斯的意见。
按照罗素的观点，历史变革原因有三：经济形势、政治理论、重要个体。他说：“我相信，这三者缺一不可；同时，三者中单独的一个是不能全面解释清楚历史变革发生的原因的。”
如此说来，假如俾斯麦和列宁幼年夭折，我们的世界将截然不同；正因为有了他们，世界才成为如今这般模样。“历史尚不是一门科学，只有通过歪曲和有意省略才能让它看起来像科学。”在真实的人生中，生活究竟是如何一日复一日地过下来，人们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所以，只有在理论上才能说“人们宣称个人所做的贡献，如今看来几乎等于零”，而在实际中，任何个人都是重要的。当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做成了，请问究竟是谁做的？是谁的眼睛和耳朵在感知事物，是谁的大脑皮层在思考，又是谁拥有积极的情感和坚强的意志去克服困难？显然不是什么社会环境，也不是什么群体——因为群体并不是一个有机体，仅仅是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