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根本，是为人类的自由。这个道理要畅达天下，务必先陈述自由之事实、弘扬自由之价值；务必继续发展相关技术，以实现此价值；对于那些无论动机为何，刻意忽视自由之事实，否定自由之价值的人，则务必与其决战。
在刚开始的几章中，我讨论了社会伦理，据此论证了组织膨胀、人口过剩必将引来邪恶，此邪恶得到社会伦理的理论支持，且会改头换面，让人以为它看上去还是不错的呢。这种邪恶的价值体系，与人的体质和气质能协调吗？社会伦理假定，后天的教养在决定人的行为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人类生来即有的生理、心理的种种特质却是微不足道的。这话有道理吗？是否人类真的只不过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如果这话没有道理，我们又如何自圆其说，证明个人与其所在的群体相比较，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呢？
其实证据自足。所有现存证据可以归结到一点：在个人与社会的生活中，遗传的重要性与文化相比毫不逊色。每个个体在生物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与别人并不相同。因此，人人自由是极好的事情，人人宽容是极大的美德，控制个体则缔造不幸。因了种种实用的、假设的理由，独裁者们、组织官员、某些科学家却急于简化人类遗传天然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会令他们发疯），控制社会处于一种同一性状态之中。在行为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J.B.华生(1)一股热诚，悍然宣称他能够证明“行为模式并无遗传性，天赋（音乐、艺术等）亦然，人们以为天赋会在家族里遗传，这纯属无凭无据的瞎想”。直到今天，我们还发现有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B.F.斯金纳教授(2)——坚信，“随着科学发展，科学能解释的现象其范围越来越广。比如人们宣称个人所做的贡献，如今看来几乎等于零；人们夸夸其谈的所谓创造力，在艺术、科学、道德上的成就，所自夸的自主选择的能力，以及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态度，如今在新科学的自画像里，早已不再耀眼。”
一言以蔽之，莎士比亚的戏剧作者不是莎士比亚，不是培根，也不是牛津伯爵，它们的真正作者乃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
六十多年前，威廉·詹姆斯(3)写过一篇文章《论伟人及其环境》，驳斥赫伯特·斯宾塞(4)对杰出个人的攻击。后者曾宣称，科学（该词将一定时期内所有的X教授、Y教授、Z教授们的观点以动人、便捷的方式人格化了）已然彻底废除了所谓的伟人。他写道，“伟人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必须归类为社会的产物，他实在仅仅是其祖先的一个延续罢了。”伟人也许是（或者看起来是）“变革的最先发起人……如果真的可以解释清楚这些变革的发生，也需要在导致变革发生的总的社会条件中去寻找原因，连伟人本身也是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诞生的呢。”
这种假装深奥的虚无言辞，几乎不可能有实际意义。我们这位哲学家的真实意思是：只有在认识清楚每一个事物之后，我们才能透彻理解单个事物。说得好极了。不过，实际上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清楚认识每一个事物，因此，我们必须满足于自己片面的世界观，并用直接原因去解释事物——其中也包括伟人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