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曾如此写道：“欧洲人深信，若无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的权威力量管束人的身体与道德，则方方面面的组织中的人们将不会受秩序与正义的束缚……而我们（新兴的美利坚民主的创建者）则坚信，人是理性的动物，有天赋的权利与内在的正义感，良好的政府需告知民众可自行选择人生，同时以民众的意志为准忠于职守，如此方能为民众扬善避恶。”
在弗洛伊德的信奉者们看来，这等言语固然动人，却未免天真古怪。但情况没有十八世纪的乐观主义者们想的那般美妙，因为人类早没那么多理性，也没有那么多内在的正义感了。另一方面，情况也不是二十世纪的悲观主义者们试图说服我们的那样令人绝望，人类道德并没有到彻底善恶不分的地步，也并非非理性到无可救药。尽管弗洛伊德发现了本我和无意识对人巨大的影响，尽管地方性的神经官能症较为流行，尽管人群中低智商的比例越来越高，但绝大部分男男女女或许仍然足够正派、明智，我们可以相信他们能自主选择自己的命运之路。
民主制度能润滑公共秩序、个人自由和创造性之间的矛盾，并使一个国家暂时的掌权者永远效忠于民众——归根到底，权力还是民众的。在西欧和美国，大体上来看，这一制度运行良好。这一事实足够证明，十八世纪的乐观主义者们并非全错。如果给民众一个公平的机会，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他们可以管理得更好，虽然也许不会有机器般的高效率——“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的权威力量”才会像机器一般高效呢。
我强调一遍，是“给民众一个公平的机会”，公平是先决条件。原本在一个独裁者统治之下做顺民，忽然一变，政治民主了，个人自由了，纯然是一个陌生的政治氛围。这种转变，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是“公平的机会”，也难以立刻实践民主制度。同样，在动**的经济环境下，也没有人能有“公平的机会”民主地管理自身事务。
自由之花盛开于社会繁荣的土壤之中。社会衰退，自由亦消减。只因当社会衰退时，政府才会觉得有必要频繁而彻底地插手民众的事务。
正如前文所论，人口过剩与组织膨胀这两种情形将会夺去社会“公平的机会”，使民主制度不能顺畅运转。由此可见，总有某些历史的、经济的、人口统计学的、科技的因素，使杰斐逊所言的理性的动物——他们具有天赋不可让与的权利，并具有内在的正义感——即使在一个民主化的社会里也无法行使其理性，伸张其权利，展现其正义行动。
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应感到极其幸运，我们得到了“公平的机会”，可以最大化地实现自我管理。但不幸的是，因近来形势有变，看上去，这无限宝贵的“公平的机会”正一点一点被蚕食，从我们手边被夺去。
当然，这还不是全部。个人自由与民主制度的敌人还不仅仅是这两种盲目而冷酷的势力。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抽象的力量是追逐权力之辈乐于利用的。这些人的目标是部分或全部地控制其同胞。五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小男孩，当时形势看上去是完全不言而喻的，就是说，旧时的坏日子终于过去，折磨、屠杀、奴役、异端迫害，凡此种种，都化为陈年往事。对于当时那些头戴高礼帽、乘坐火车旅行、每日早晨都要沐浴的人们来说，那种种旧日的恐惧完全不可能再现，他们心想，我们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了呀。可是，数年过后，就是这些每日早晨沐浴、戴着高礼帽去教堂的人们，就是他们，双手却沾满鲜血，其暴行规模之大，即使无知的非洲人也不曾梦见过。
照近年情况来看，指望这类现象不会再次发生，怕是痴人说梦。它可能发生，而且毋庸置疑，一定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九八四》描述的那种惩罚性的统治术不会发生，真正发生的，会是《美丽新世界》描述的那种强化意识形态的统治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