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金主
赌场事，赌场了。
丁原虽然吃了极大的苦头，总算在最后关头识相地认了怂，避免上公堂去受二茬罪。徐元佐原本已经跟李文明打好了招呼，泗泾的事如果闹大了，就请县丞过堂裁断。县丞拿着徐元佐给的三倍年金，道德灵活性比郑岳郑老师强多了，更喜欢为徐元佐效力。
现在看来过堂断案是不必了，艾家院子里的那些杂役小厮护院，统统以“劳动教养”为名上报两京六部。光看名字，就知道这种刑罚是徐元佐“开创”的，目的自然是充分使用人力资源。那些家伙可都是壮年，送到金山岛上干活岂不正好？
可惜大明的司法管辖权很讨厌，县一级只能判处笞杖刑，到了五等徒刑就得交上级司法部门裁决。徐元佐只好想了个“虽有败俗之行，不至于笞杖之罚”的“小恶”设定。在封建法治之下，官府的身份定位是教化者，原本就有义务纠正民间不良行为。劳动教养提出以强制劳动为手段，令散漫懒惰之人洗心革面，复归正路，完全符合“教化生民”这一法治思想。
徐元佐为了给劳动教养铺路，还特意就秦律之严和刘邦约法三章为契入点，阐述了一番“罪刑相适应原则”。简单来说，犯重罪，受重罚；犯轻罪，受轻罚。所谓小时偷针，长大偷金。为了避免人偷金，所以在偷针时就该加以惩罚教育。如果只是惩罚偷针，就算是最低一等的笞一十，也重得过头了——官员延期就任、不肯朝参、荒芜田地、逃籍、欠债五贯以上不还，等等这些罪名也是笞一十。
为了使民风淳朴，不令宵小泼皮钻王法的空子，很有必要开设一门新的刑罚。徐元佐上下打点。又经过朝堂讨论，朝廷终于认可了华亭县的创新之举，以圣谕的形式确定：凡人有违公序良俗。州县官能够加以六个月以下的强制劳动教养。劳教中，州县衙门要承担伙食。可以放归家中过夜，早间点卯，劳动地点不能出本县辖区。
金山卫不是华亭辖区，但拓林镇绝对是。于是这些龟公、小厮、护院，还有银钩赌坊的看场、打手，统统被勒令在拓林镇的外岛——金山岛开垦菜园。他们当然可以回家过夜，只是衙门不负责交通工具。如果他们硬要横渡大海，也没人拦着他们。
徐元佐也借这回泗泾之役。大大地将自己的影响力施加过来。这个河边各有横竖四条街的小镇，毫无悬念地派出当地老人，向徐元佐表达了善意。原本包税的粮户，也纷纷拜会徐元佐，希望徐家在分去一碗羹之后，不要对泗泾有更大的介入。
徐元佐在泗泾设立了仁寿堂的外柜，派人勘察镇子周围的田亩状况，计算客流量，估算经济总量，准备在此收税。至于收税的依据。一方面以县衙为后盾，另一方面也是靠自身掌握的武力——动辄能够拉出一百来人打架的人，要压制一个镇子还是没问题的。尤其泗泾这种连城墙都没有的“裸”镇。
牛大力一文钱未花就“买”下了银钩赌坊。改名白玉楼，是个集餐饮、赌博、特殊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娱乐城。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是个说到做到的人，白玉楼的正堂大匾上刻了四个字：正大光明。
至于“小赌怡情，大赌破家，豪赌灰飞烟灭”、“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也都纷纷出现在了合适的位置。
徐元佐很奇怪为何牛大力没问他“红旗”的事，很快就明白了：大明的正色就是朱色，朱红代表着正统。军中打红旗，士兵穿大红胖袄。正妻才有资格用正红衣裙……所以此言一出，大家都能会意。
有徐氏的背书。牛大力很快就被当地赌行所接纳。银钩赌坊原本就是针对中下层群体，高端的赌坊并不觉得白玉楼能抢他们的生意——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地方缙绅即便娱乐也不会贸贸然去那种不熟悉的低档场所。
而且谁都不希望徐贺过去砸场子。
虽然徐元佐上演了一出“孝子为父报仇”的感人戏码，但是相信的人并不多。在他们看来，徐元佐分明就是借着报仇的机会，吞占了丁原的家产——据说只留给了丁家五十两，是丁家老夫人之前借出去的银子，侥幸收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