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的伙伴中有医生，工地上的村民们知道后，纷纷围过来，有的甚至让家人送来了自己的X光片，求医问诊。因为普遍的重体力劳动，他们的膝盖和手指几乎都有严重的关节炎，小腿静脉曲张。村里医疗条件落后，慢性疼痛折磨着他们，却又因为无法停止劳动去休养，健康状况继续恶化。大家似乎在看过医生之后，得到些许心理安慰，一边说着谢谢，一边继续干活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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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了一个电话之后，鲁茸叔明显显得焦虑不安，嘱咐我们原路返回，便提前匆匆离开了。
等我们下山回到他家，堂屋里坐着许多人。云帆一脸表情沉重；鲁茸叔和他的儿子，还有几个村上骨干，焦虑地用藏语商量着什么。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天，县上有人来进行环保督察，看见了村里正在建设的自然体验中心，非常不悦，说那块地属于“二级林地”，是违法修建，必须叫停。
鲁茸叔急得眉头皱成川字，反复争辩着：“那块地一棵树都没有，荒了几代人了，就是村边上的一块空地，放牧都没用，怎么就成了二级林地了，这简直太荒谬了……”他非常担心这一叫停，民众信心再次受挫，再想启动工程几乎就不可能了，而且那么多崭新的木梁：“刚刚搭建好，露天的，不早早盖顶，木头就这么风吹日晒，朽了，坏了，白白浪费，多可惜啊！”
有人劝道：“这眼下是环保督察组巡查期，各地基层都十分紧张，项目先停一停，回头再去跟上面好好商量，耐心解释，总有办法的。这个项目当初已经通过了审核，响应乡村建设，领导们都能理解的，修了这么久了，突然叫停，也没有道理。”
在灯光昏暗的堂屋里，众人就这么七嘴八舌，商量来商量去，时而激动，时而劝阻，再置身事外的人，也难免感到心焦力瘁……可想而知这几年，鲁茸叔多么不容易。几个小时过去，大家都疲惫不堪，事情依然毫无头绪，除了暂停，想不出任何办法。鲁茸叔忽然转过头对我说：“对不起啊！招待不周！遇上这样的事，我们都急了，照顾不过来，实在影响了你，多多担待……”
我被他的体贴和诚恳震惊了，连连解释说不必这样：“我们大家也都很担心，却又不知道能帮得上什么……”
某种巨大的无力感笼罩了我：除了亲眼看见一场困局，我在此的意义是什么？能做什么？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如此有限、如此无力的时刻，任何意义与希望都变得渺茫，只剩下沼泽般的无助感。
那个夜里大家都闷闷不乐地睡去。有一位同伴的手上被跳蚤臭虫之类的咬出了一串红包，瘙痒难忍。而我因为捂得严严实实，好像没有遭殃。很担心头发或衣物上不小心带了这些小生物回家，却又觉得这种焦虑和鲁茸叔的心事相比，不足挂齿。那夜我几乎失眠，凌晨披上外套出门上厕所，溜达。头顶的星空那么清澈、优雅，一种遥远的冷静。它们可曾目睹我们的渺小与无力？星空可曾也思考过虚无？
也许，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意义正在于此：就连“无力”这种体会，也是需要亲眼看见，设身处地才能感同身受的。来到这座村庄，不是我能改变什么，而是有什么东西会改变我——关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存在主义式的自觉——一个人，是被自己的行为所定义的。意义在于行为本身，无论是否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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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那天上午，云帆带我们去萨勇村看看。萨勇村曾经也有着森林、牧场；现在水库和电站正在如火如荼地修建，重型卡车来往作业，沙尘四起，路基沿线的森林化为一片弃渣场。我们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
司机品珠是个本地藏族小伙子，一路上对我们回忆着童年往事，说眼前这条路曾经是他们的上学路，每逢放假，勾肩搭背的孩子们要足足走上一整天，才能回到家。长大后他外出做生意，什么都干过，在校门口开奶茶店，开酒吧，也卖过虫草，挣了一点钱，现在回老家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