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下是一片大雾，我坐在石头上等伙伴们。心事在等待的缝隙里如细菌般滋生，疯狂繁殖，我被感染为病人。远处的三个身影，紧紧凝聚，彼此爱护，那场景如此团结、强悍，带来一种孤立感，令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当其他的女性都能如此耐心、温柔地陪伴他人的时候，我在这儿傻坐着干什么？为什么我没能和她们一样？
我莫名其妙开始反思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议题：“被社会眼光所期待的女性气质”，“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对也不对，对二元性别话语的终极反抗，应是“人性主义”，如柯勒律治、伍尔夫所言，伟大的头脑是双性同体的。温柔、耐心、韧性、共情力，本身是几种普世的性格优点，只是说，女性无论从生理层面还是心理层面而言，都更有优势形成这些品质。
作为一个人，无论是什么性别，甚至无论有无性别：在坚强、勇敢的同时，保持温柔、耐心，这是我希望成为的“人”的样子——我定义自己为“人性主义者”。当然，理想有多高，现实离它就有多远。
这一层焦虑还未散去之时，第二层又涌了上来：我忽然意识到，作为群居动物，刻在基因深处的，对于伙伴和集体的依恋，是一种多么深刻的本能。每个人都害怕被忽视，被抛下，被边缘化，被错误看待。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活在他人的目光里。目光也是氧气。
整个成长时代，自己的状态主流到四个字就可以概括：三好学生。但随着长大，尤其是选择了自由职业之后，内向性格开始显露本色，也并非简单的“格格不入”，而更像是活在价值观念的时差里。作家黎紫书曾形容这种孤立感——“像是一珠水银，其状如水，实质金属，易于流动难以融入。”
想到此，心事如一把螺丝刀，正一寸一寸往心里拧。
回忆起2007年在土耳其，一个晴朗的下午，一对当地的情侣带我上山看古迹。那里有一片古罗马时代的废墟，华丽又荒凉。那天阳光灿烂，草原干燥，他们走在前面，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低声在笑。我跟在他们后面，为他们拍下一张照片：当时那两人不过二十几岁，勾肩搭背，两枚逆光的金色背影。仅看那对晃动的双肩，就知道他们一定在笑。也不知道十多年过去，照片里的这两人，还是不是在一起。
又想起那个春天的柬埔寨海边，一次绝望的争吵。
或者某个初冬，雪夜高山，月色踌躇，在那个因为没有勇气亲吻，而终生遗憾的垭口。
又比如在俄罗斯，蹭了一对夫妇的车去海边。沙滩被深深白雪彻底覆盖，晚霞如一口倾倒的熔炉。在回程路上，夫妇两人无缘无故吵了起来，却又顾忌当着我的面，拼命压抑着。俄语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他们分明在争吵。心底有一瞬间的恐慌：希望那场争吵不是因为我而起。
2007年，土耳其，一对情侣，摄影：七堇年
同伴们的身影终于在雾中出现了，那么小，那么远，肩并肩。他们的出现打断了我心事的螺旋，冥冥之中也把我从某种无缘无故的低落中救了出来。那对新婚的朋友，肩并肩手拉手，几乎结为连体儿。这一幕被小伊拍了下来，作为纪念。如果为照片取名字，大概是《世界上最辛苦的蜜月》了吧。
我把擦过眼泪的纸巾揉成一团，偷偷塞进口袋，起身和他们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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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顶前夜，下了一场大雪。七点钟吃完晚饭就躺下了，但谁也睡不着，在帐篷里辗转反侧。睡袋大概太厚了，小伊热得反复起身，甚至去帐篷外面看雪。我背疼难忍，睁开眼，听见雪花亲吻帐篷，发出沙沙声响。
夜里，领队数次冒着大雪走到我们帐篷这边，小心地确认我们的气窗是否打开。在高原，很多意外就是这样发生的：帐篷拉链拉得太紧，或者半夜大雪把通气口堵住了，人睡在里面严重缺氧，透不过气，一觉再也没有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