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号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了约瑟夫·洛克拍摄的贡嘎专题，“TheGloriesoftheMinyaKonka”。在此之前，关于此地的资料几近一片空白，有的地图在疑似贡嘎主峰的地方写了一个30000英尺（约合9144米）的标高，并打上一个问号。据说洛克起初拍电报回美国，也表示这座山很可能是“世界最高”；虽然最后，洛克在文章中的粗略测算为25600英尺（约合7802米）。
也许是因为影像的力量过于强大，这篇图文并茂的纪行，再次搅动许多西方探险家的雄心。其中就包括瑞士地质学家阿诺德·海姆。1929年至1931年，海姆远赴中国，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其间，他带领联合考察队来到川藏的甘孜地区进行地质学考察，目的是“研究打箭炉南北世人罕知的大山地形及地质”。海姆一行人在贡嘎寺停留了两周，测量贡嘎主峰的高度为7600米，并且一路上拍摄了大量照片，留下珍贵的资料。
约瑟夫·洛克镜头下的贡嘎山，1930年10月，来源：《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小伊深深为之着迷的，正是海姆拍摄的一张老贡嘎寺的照片：1930年的夏季某日，一位僧人站在二楼的长廊，正在吹奏白海螺。
我们抵达贡嘎寺的时候，每个人都站在吹海螺者的角度，拍了一张照片。除了亘古的雪山，一切都改变了：照片正前方那座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寺庙佛堂已被无情拆除，一块砖都没有留下。地震、山洪、冰川，一再涂抹并改造这片地貌，唯有永恒的贡嘎主峰，不为四季所动，从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眼前开始，就摄人心魄。
就在吹奏海螺者身后的那间昏暗阁楼里，我们坐着吃干粮，烤火，喝茶，避雨。房间里暗得看不清包装袋的撕口在哪里，唯有正对着正前方的木门，才能借到日光。即使是雨天，外面也明亮极了，栏杆上放着一只饭盆，里面撒着谷物，几只健壮的山雀不停飞下来啄食。它们的羽毛已经被连绵细雨彻底打湿。
几天来，细雨伴随了我们一路：两次翻越子梅垭口，徒步冷噶措，都是大雾，连十米开外的人影都看不清。小伊说：“与雪山交朋友是需要耐心的，就像三顾茅庐。总是要拜访好几次，才能有幸相遇。”
我们此行是为了攀登一座贡嘎的卫峰——那玛峰，海拔5588米，入门级，难度不大。但自从有了党岭的教训，每当听到难度不大这种词，我会在内心补上一句，“看对谁而言”。
贡嘎寺，约1930年，摄影：阿诺德·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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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的起点从子梅村开始。峡谷幽深，点缀着白色高山杜鹃。河流清澈，闪闪发光，如一条流动的钻石矿脉。雨雾中的森林，枝梢迷离，垂帘般挂满了松萝。
松萝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地衣生物之一，喜欢潮湿多雾、阳光充足的环境，只在极佳的空气环境中才会生长。食物缺乏的季节，松萝就是金丝猴的充饥之物。有朋友因为好奇而尝过它：没有任何味道。
德语中有一个单词是Waldeinsamkeit,意思是“独自在林中漫步的感受”，但没有相应的英文单词可以直译[1]。Wald是“森林”，Einsamkeit是“孤独”。我倾向于把这个词翻译为“独自在林中漫步的感受”，而不是“林中漫步的孤独”，因为它比汉语中“孤独”一词的所指更加丰富。
独自在林中漫步的感受，是哲学家与文学家的精神乡愁。这串名字包括荷尔德林、海德格尔、彼得·汉德克……
《我在森林，也许迟到》这部纪录片，正是描述作家彼得·汉德克的晚年生活。他喃喃自语着：“人们常说，作家靠写作逃离生活。这简直荒谬。恰好是作家——或像我这样的人——才能体验生活：那种不受保护、残酷无比、最强烈形式的生活，因为没有体制能保护他，没有居家良药能免他一死，免于恐惧，免于东躲西藏，免于爱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