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秋夜，我和Ｐ坐在他的小书房里，在晕黄的电灯光下，谈到Ｗ的小说。
“他还在河南吧？Ｃ大学那边很好吧？”我随便问着。
“不，他上美国去了。”
“美国？做什么去？”
“你觉得很奇怪吧？——波定谟约翰郝勃金医院打电报约他做助手去。”
“哦！就是他研究心理学的地方！他在那边成绩总很好？——这回去他很愿意吧？”
“不见得愿意。他动身前到北京来过，我请他在启新吃饭；他很不高兴的样子。”
“这又为什么呢？”
“他觉得中国没有他做事的地方。”
“他回来才一年呢。Ｃ大学那边没有钱吧？”
“不但没有钱，他们说他是疯子！”
“疯子！”
我们默然相对，暂时无话可说。
我想起第一回认识Ｗ的名字，是在《新生》杂志上。那时我在Ｐ大学读书，Ｗ也在那里。我在《新生》上看见的是他的小说；但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心理学的书读得真多；Ｐ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他都读了。文学书他也读得不少。他说他是无一刻不读书的。我第一次见他的面，是在Ｐ大学宿舍的走道上；他正和朋友走着。有人告诉我，这就是Ｗ了。微曲的背，小而黑的脸，长头发和近视眼，这就是Ｗ了。以后我常常看他的文字，记起他这样一个人。有一回我拿一篇心理学的译文，托一个朋友请他看看。他逐一给我改正了好几十条，不曾放松一个字。永远的惭愧和感谢留在我心里。
我又想到杭州那一晚上。他突然来看我了。他说和Ｐ游了三日，明早就要到上海去。他原是山东人；这回来上海，是要上美国去的。我问起哥仑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杂志，我知道那是有名的杂志。但他说里面往往一年没有一篇好文章，没有什么意思。他说近来各心理学家在英国开了一个会，有几个人的话有味。他又用铅笔随便的在桌上一本簿子的后面，写了《哲学的科学》一个书名与其出版处，说是新书，可以看看。他说要走了。我送他到旅馆里。见他**摊着一本《人生与地理》，随便拿过来翻着。他说这本小书很著名，很好的。我们在晕黄的电灯光下，默然相对了一会，又问答了几句简单的话；我就走了。直到现在，还不曾见过他。
他到美国去后，初时还写了些文字，后来就没有了。他的名字，在一般人心里，已如远处的云烟了。我倒还记着他。两三年以后，才又在《文学日报》上见到他一篇诗，是写一种清趣的。我只念过他这一篇诗。他的小说我却念过不少；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那篇《雨夜》，是写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的。Ｗ是学科学的人，应该很冷静，但他的小说却又很热很热的。这就是Ｗ了。
Ｐ也上美国去，但不久就回来了。他在波定谟住了些日子，Ｗ是常常见着的。他回国后，有一个热天，和我在南京清凉山上谈起Ｗ的事。他说Ｗ在研究行为派的心理学。他几乎终日在实验室里；他解剖过许多老鼠，研究它们的行为。Ｐ说自己本来也愿意学心理学的；但看了老鼠临终的颤动，他执刀的手便战战的放不下去了。因此只好改行。而Ｗ是“奏刀騞然”，“踌躇满志”，Ｐ觉得那是不可及的。Ｐ又说Ｗ研究动物行为既久，看明它们所有的生活，只是那几种生理的欲望，如食欲，性欲，所玩的把戏，毫无什么大道理存乎其间。因而推想人的生活，也未必别有何种高贵的动机；我们第一要承认我们是动物，这便是真人。Ｗ的确是如此做人的。Ｐ说他也相信Ｗ的话；真的，Ｐ回国后的态度是大大的不同了。Ｗ只管做他自己的人，却得着Ｐ这样一个信徒，他自己也未必料得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