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没了，天上的红云也淡了下去。一阵凉风吹来，使人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哀感。我站在船舷旁，看看烟台市中一点两点渐渐增加起来的灯火，看看甲板上几个落了伍急急忙忙赶回家去的卖物的土人，忽而索落索落地滴下了两粒眼泪来。我记得我女人有一次说，小孩子到了日暮，总要哭着寻他的娘抱，因为怕晚上没有睡觉的地方。这时候我的心里，大约也被这一种Nostalgia[5]笼罩住了吧，否则何以会这样的落寞！这样的伤感！这样的悲愁无着处呢！
这船今晚上是要离开烟台上天津去的，以后是在渤海里行路了。明天晚上可到天津。我这通信，打算一上天津就去投邮。愿你与婀娜和小孩全好，仿吾也好，成均也好，愿你们的精神能够振刷；啊啊，这样在勉励你们的我自家，精神正颓丧得很呀！我还要说什么？我还有说话的资格么？
（十月七日晚八时烟台舱中）
不知在什么时候，我记得你曾说过，沫若，你说：“我们的拿起笔来要写，大约是已经成了习惯了，无论如何，我之后总不能绝对地废除笔墨的。”这一种冯妇之习，不但是你免不了，怕我也一样的吧。现在精神定了一定，我又想写了。
昨天船离了烟台，即起大风，船中的一班苦力，个个头上都淋成五色。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他们都是连绵席地而卧，所以你枕我的头，我枕你的脚。一人吐了，二人就吐，三人四人，传染过去。铤而走险，急不能择，他们要吐的时候就不问是人头人足，如长江大河地直泻下来。起初吐的是杂物，后来吐黄水，最后就赤化了。我在这一个大吐场里，心里虽则难受，但却没有效他们的颦，大约是曾经沧海的结果，也许是我已经把心肝呕尽，没有吐的材料了。
今天的落日，是在七十二沽的芦草上看的。几堆泥屋，一滩野草，野草里的鸡犬泥屋前的穿红布衣服的女孩，便是今日的落照里的风景。
船靠岸的时候，已经是夜半了。二哥哥在埠头等我。半年不见，在青白的瓦斯光里他说我又瘦了许多。非关病酒，不是悲秋，我的瘦，却是杜甫之瘦，儒冠之害呀！
从清冷的长街上，在灰暗凉冷的空气里，把身体搬上这家旅店里之后，哥哥才把新总统明晚晋京的话，告诉我听。好一个魏武之子孙，几年来的大愿总算成就了，但是只可怜了我们小百姓，有苦说不出来。听说上海又将打电报、抬菩萨、祭旗拜斗地大耍猴子戏。我希望那些有主张的大人先生，要干快干，不要虚张声势地说：“来来来！干干干！”因为调子唱得高的时候，胡琴有脱板的危险，中国的没有真正革命起来的原因，大约是受的“发明电报者”之害哟！
几天不看报，倒觉得清净得很。明天一到北京，怕又不得不目睹那些中国特有的承平新气象，我生在这样的一个太平时节，心里实在是怕看这些黄帝之子孙的文明制度了。
夜也深了，老车站的火车轮声，也渐渐地听不见了，这一间奇形怪状地旅舍里，也只充满了解声。窗外没有月亮，冷空气一阵一阵地来包围我**裸的双脚。我虽则到了天津，心里依然是犹豫不定：
“究竟还是上北京去做流氓去呢？还是到故乡家里去做隐士？”
名义上自然是隐士好听，实际上终究是漂流有趣。等我来问一个诸葛神卦，再决定之后的行止罢！
敕敕敕，弟子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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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八日夜三时书于天津的旅馆内
（原载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创造周报》第二十四号）
编者按：
作者随后即赴北京寄住在巡捕厅胡同（今民康胡同）28号长兄家。代替北大教授陈启修到北大教统计学。期间时常拜访鲁迅，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1]即作者好友郭沫若、成仿吾、邓均吾。
[2]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诗人、小说家、评论家。以艳美清朗的诗歌和倦怠忧郁的小说知名。活跃于大正、昭和时期，获得过日本文化勋章。
[3]何畏（1900—1960），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就读厦门大学期间，曾与郭沫若等共同发起创办了同人杂志，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
[4]分别指法国的维克多·雨果，英国的查尔斯·狄更斯，德国的盖哈特·霍普特曼，均为大文豪。
[5]乡愁，亦多指怀旧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