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制度，最有关系的，是赋税和取士之制。古代农民，有两种负担：一种是税，是田上所出的农作品。一种是赋，是马、牛、车、辇（niǎn）等军用品。汉世税称田租，有田的人才出。赋则变为口钱，是全国的人一律要出的。汉魏之际，户赋渐兴。晋武帝平吴，定户调之式。[7]全国人民，因年龄、属性之别，而授田有多少之差。年龄、属性相同的，授田都是一样。所收的赋税，自然也是一样。此制定后，天下旋乱，实行至何程度，很是疑问。北魏孝文帝时，又有均田之令。其用意，也和晋朝的户调式一样。但有桑田、露田之别。露田是要还官的，桑田则作为私有。平均地权，两汉以来，久经有此议论。激烈的要把土地都收归国有，[8]缓和的则主张限民名田。[9]总因土地多在私人之手，不易实行。当时有一种议论，说平均地权之策，宜于大乱之后，土田无主之时行之。户调式和均田令，就是实行此等学说的。露田、桑田之制，大约是所以调和私有财产的。[10]唐朝的制度，也还是如此。私有的田，称为世业；由官给，将来要还官的，则称为口分。唐制更精详的，是乡有宽、狭之别。田多，足以分给居民的为宽乡，不足的为狭乡。狭乡授田，要减宽乡之半。庶人徙乡和贫无以葬的，得卖世业田。如能从狭乡徙宽乡，得并卖口分田，这是奖励他移徙的意思。[11]世业田虽得买卖，但最小最大，仍有一个制限。而乡有余田，也是要分给昆连的乡的，县州也都是如此，不能据以自私。其赋税，则凡受田的人，都要交纳田上所出的谷物，谓之“租”。成丁的人，为公家服役，谓之“庸”。[12]随乡所产，出丝麻和其织品，谓之“调”。所以此制称为租庸调法。租庸调的制度，是很精详的，然此制不易实行。[13]后来无田的人，官不能授；土田依旧自由买卖；有钱的人，还是恣意兼并；而赋税却是按人丁征收的，就有有田无税、无田有税、田多税少、田少税多的弊窦。人民无法，乃诈称读书、做官的，或者实系在家，而诈称出家，否则诈称客户。社会的经济，既不平均，国家的收入，又因之减少。其弊可谓很深了。此等积弊，如欲彻底清厘，非将户口和土地一并查明，把非法兼并的土地勒令退出，再行分给无田的人不可。然其事更不易实行。到公元七八○年时，杨炎做宰相，乃勒令诈称客户的人，各就其居住之地，造成簿籍，而按其财产的多少以纳税。分夏秋两季输纳，谓之两税。国家的收入因而增加，人民的负担亦得均平。但平均地权之意，就丝毫没有了。[14]
取士之制，在古代，大夫以上都是世官，士以下，则行乡举里选之制，已见《上古史》第八章。据说，古代还有一种诸侯贡士于天子之制，[15]西汉时，董仲舒根据此义，劝汉武帝立郡国选举之法。郡国各按人口为比例，岁举孝廉若干人。州刺史所举的，则谓之秀才。[16]初时政府是完全信任举主的，举到的人，即便任用。后来徇私冒犯的多了，东汉以来，乃渐渐加以考试。但非常行之制。魏晋以后，品评人物之权，操于中正之手，考试制度自更无从说起了。唐时，才确立一种科举制度。官颁考试章程。士子自揣合格的，可到州县里去报名。州县依法加以考试。合格的送到尚书省里，再由礼部加以考试。由州送省的，称为举人。中央政府所设科目很多。其常行的，为明经、进士两科。明经所考的，是帖经、墨义，进士所考的是诗赋，[17]都是无用的东西，所以颇为时人所诟病。但是所考的东西，有用无用是一个问题，考试制度本身的好坏，又是一个问题。帖经、墨义和诗赋虽然无用，论考试制度的本身，确实是公平的。因有科举制度，所以能够逐渐将等级铲平；因有科举制度，所以人民向学的，不待劝勉而增多。这都是科举制度给予我们的好处。
唐朝还有一种有名的制度，便是府兵。府兵之制，起于北周，隋唐袭之，而唐制尤为详备。其制：于地方设折冲府。每府都设折冲都尉和左、右果毅校尉。人民有兵籍的，则蠲（juān）其租调，于农隙加以训练。府兵在平时，依旧种田。有事时，发令调集，命将统率出征。还师之日，将官便将差事缴销，兵亦各回老家。此制的优点，在于国家无养兵之费，而得多兵之用；兵又都是有身家的人，无“无家可归”之弊，亦无屯聚一处，受野心家利用之患。到府兵之制坏，而藩镇之兵起，唐朝的纲纪，就要大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