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满、蒙、回、藏五族，在前清时代，久成一家。民国成立，也宣言五族共和。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利于我们的分，而不利于我们的合的。所以当民国成立之初，而蒙、藏问题就告紧急。
当革命这一年，俄国对清朝，曾提出蒙、新方面强硬的要求。当时舆论，也有主张强硬，和俄国开战的。然而这不过是句空话，实际上如何办得到？而俄国又以最后通牒相迫胁。清朝无可如何，就只得复文承认了。条约未立，而革命军起，清朝自更无暇顾及。俄人就煽动库伦活佛独立。中国的对待藩属，是以宽大为主的，不甚干涉其内政。在闭关时代，原亦无甚不宜。列国并立之世，情形就不同了。对于藩属的治理，要想改变政策，亦是势所必然。然其行之须以渐，且先要得到藩属的信仰。清朝却不能然，其行政，又不免骚扰，遂转致藩属离心。库伦竟于这一年秋间独立，并发兵攻陷呼伦贝尔。
库伦的独立，其有俄国人的背景，是不言而喻的。俄人遂和外蒙古订约，代其保守自治，不许中国派官、驻兵、殖民。而别订《俄蒙商务专条》，把外蒙一切权利，几于囊括而去。[1]民国初立，也有主张征蒙之议的，又有主张遣使宣慰，挽回蒙古人心的。然而此时蒙古的情势，已非遣使所能挽回，而且它压于俄人，也未必能够自拔。至于征蒙，自然也是一句空话。于是仍用外交方式和俄国交涉。直到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才成立所谓《声明文件》。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而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所谓自治权，就是不派官、不驻兵、不殖民。其地域，则以前清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辖境为限。四年（一九一五）六月，以此为根据，成立《中俄蒙条约》。呼伦贝尔，亦因俄国人的要求，改为特别地域。
俄国在蒙古、英国在西藏，其举动是互相模仿的。先是一八九○年，中国和英人订结《印藏条约》，允许开放亚东关。而藏人不肯实行，又和俄国互通使聘。英人因此更怀疑忌。一九○四年，乘日、俄战争，中、俄均无暇他顾，径行派兵，攻入拉萨。达赖出奔。英人和班禅立约：开放江孜、噶大克。非经英国许可，不得许他国派官、驻兵，并不得将土地、道路和一切财产许给他国人，或向他国人抵押。中国和英国交涉，于一九○六年，订结《藏印续约》，承认英、藏所订条约为附约。但申明所谓他国或他国人，中国人不在其内。如此，西藏的情势，已经很为危险了。而其前一年，清朝因驻藏大臣为藏番所戕害，任命赵尔丰为边务大臣。把川边之地改设县治。又以联豫为驻藏大臣，对藏事颇加干涉。达赖因此受英人的嗾使，逃到印度。革命消息传到西藏，藏人遂将华兵驱逐。达赖回藏，宣布独立。藏番并进攻川边。四川、云南出兵征讨，把失地收复。英人又提出抗议。中国不得已，改剿为抚，并恢复达赖封号，以示羁縻，而一面和英国交涉。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在印度西摩拉，议定《草约》。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中国许外藏自治。而所谓内、外藏，则将红蓝线画于所附的地图上。中国不承此项界线，西藏交涉，遂迄今成为悬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