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农民，也是很为困苦的。因为其时的役法，分为“力差”“银差”。中国历代的田赋，征收都有定额；役法则是量出为入的，国用不足，就要随意“加派”，所以人民很苦于负担。直到中叶后，推行“一条鞭”之法，把一年需用之数，均摊之于人民，并作一次征收，此外不再诛求。力差亦由官雇募。人民才稍获苏息。但是从宋朝相沿下来的地权不平均之弊，则历元、明两代，始终没有铲除，而且还变本加厉。大家都知道：近代江浙的田赋，是独重的，你道这事是怎样起源的？原来起于明太祖平张士诚后，对于江南一带，即以私家所收的租，定为公家的税额。后来虽屡经减免，到现在，江浙的田赋，还是独重于全国。这也可见得地权不平均的流弊了。
农业在元、明时代，最可纪念的，是木棉之利普及于全国。前此木棉只限于交、广；宋、元之间，其种才流入江南。有一个黄道婆，从崖州到松江来，教人以纺织之法。自此棉花和棉布，就渐渐通行。取暖的不专靠裘褐，衣服的原料，也不限于麻丝了。
工业在元、明时代，也颇有可观。元朝是个野蛮人，最喜欢奇异的物品。所以当时工部，设官很多。官营的工业，极有可观。不过此等奢侈品，和普通社会无甚关系，所以易代之后，也就失传了。明朝时候，却有几种著名的物品，到现在还流传着。那就是景德镇的瓷器，宣宗时的香炉，景帝时的景泰蓝。
元、明时代对外的商业，已略见第二十和二十二章。明代尤可纪念的，是开中盐和茶马之法。开中盐，就是宋朝入边之法，[4]国家提出定额的盐，专卖给在沿边交纳食粮的人。商人因运费贵，就有自出资本，招人到边地去屯垦的。为此，边方的粮食既然充足，连土地也渐渐地开辟了。这真是移民实边的好法子。惜乎到后来，官卖盐改收银两，“商屯”就渐渐地撤废了。茶马是用中国的茶和西番的马交易。既可充实中国的军备，又含有制驭西番的意思。惜乎后来，亦因管理官吏的腐败，而其法渐坏。
[1]北齐兰陵王长恭，尝着假面对敌，齐人作此曲，亦着假面，并效其指麾击刺的形状。见《旧唐书·音乐志》。
[2]此事见《明太祖实录》，现据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转引，但焘译，中华书局出版。
[3]见《近世史》第二章。
[4]“入边刍粟”的简称，参看第二编第十八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