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东航之初，充当水手的，大概是富有野心和冒险性的青年。其行为，不能循规蹈矩，颇为中国人所反对。但是通商究竟是两利之事，商人不必说了；管理的官吏，也有好处；而沿海人民，借此维持生计的，确亦不在少数。所以虽有反对的人，始终不能拒绝。至于教士，则初期来华的，确都是热心传教之流，并无别种作用。然而其受猜疑，反较商人更甚。这因（一）中国人对于宗教，素来不大迷信。（二）而历代又时有借邪教以倡乱的人。（三）当时中国对世界的情形，还是隔膜的；而历代的海寇，却深为中国人所畏。（四）西洋教士热心传教的精神，既非迷信不深的国民所能了解，而其学问、技艺之精，又是历代的外国人所无。合此种种原因，自然要因疑生忌了。[6]虽然如此，欧洲教士，毕竟靠着他们的学问、技艺，在中国得有相当的地位，可见中国人对于学问、技艺，是能够虚心领受的。
西洋教士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是利玛窦。[7]他以公元一五八一年到澳门，初居广东的肇庆，后来才到南北两京，和士大夫结交，并献方物于明神宗。神宗因其远来，待之颇厚。许他在北京建立天主堂。当时教士的传教，和后来不同。他们都精通华语，并能通晓华文，饮食起居，亦都改照华人的样子。基督教是禁拜偶像的，拜天、拜祖宗、拜孔子，都非其教规所许。利玛窦等却特别通融，说：“中国人的拜天，是敬其为万物之本；其拜祖宗，是报本追远的意思；拜孔子，是敬仰其人格。都没有求福避祸的意思，和崇拜偶像不同。”并不加以禁止。教士都无家无室，万里远来，其品行既艰苦卓绝，而又精通科学。从中国人看起来，只觉得他们人格的崇高、学问的精卓，绝不见得异教、异族可以憎恶的形迹。所以士大夫中，很有相信他们的人。其中尤以明朝末年，做到宰相的徐光启和官至九卿的李之藻为最。
西洋的学艺，经他们的手，而介绍到中国来的不少。当时西洋学艺，传入中国，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推天文、数学。中国数理之学，是长于数而短于形的。所以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在中国数理学上，就发生很大的影响。代数等学，后来也就输入了。明朝的历法，本来参用西域之法的。所以开国时候，就设有回回历科。但是到末年，其法疏舛（chuǎn）了。恰好深通天文历法的汤若望来华。[8]徐光启便荐他在北京的历局里，制造仪器，翻译书籍，襄助改历的事务。新历成后，未及施行而明亡。清兵入关后，汤若望上书自陈。清朝就将他所修的历法行用，定名为时宪历。并且任用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此外实际应用的技术，为中国人所注意的，要推当时所谓“泰西水法”。李之藻曾翻译其书。徐光启著《农政全书》，亦采取其说。而火器的制造，在军事上尤有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