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为俄国人设的医院。”
“请免费证，还要很困难的手续吗？”
“没有什么困难的，只要不是‘穷党’。”
有一天，我只吃着干面包。那天她来得很早，差不多九点半钟她就来了。
“营养不好，人是瘦的，黑的，工作得少，工作得不好。慢慢健康就没有了。”
我说：“不是，只喜欢空吃面包，而不喜欢吃什么菜。”
她笑了：“不是喜欢，我知道为什么。昨天我也是去做客，妹妹也是去做客。爸爸的马车没有赚到钱，爸爸的马也是去做客。”
我笑她：“马怎么也会去做客呢？”
“会的，马到它的朋友家里去，就和它的朋友站在一道吃草。”
俄文读得一年了！索非亚家的大牛生了小牛她也是向我说的，并且当我到她家里去做客，若当老羊生了小羊的时候，我总是要吃羊奶的。并且在她家里我还看到那还不很会走路的小羊。
“吉卜西人[1]是‘穷党’吗？怎么中国人也叫他们‘穷党’呢？”这样话，好像在友情最高的时候更不能问她。
“吉卜西人也会讲俄国话的，我在街上听到过。”
“会的，犹太人也多半会俄国话！”索非亚的眉毛动弹了一下。
“在街上拉手风琴的，一个眼睛的人，他也是俄国人吗？”
“是俄国人。”
“他为什么不回国呢？”
“回国！那你说我们为什么不回国！”她的眉毛好像在黎明时候静止着的树叶，一点也没有摇摆。
“我不知道。”我实在是慌乱了一刻。
“那么犹太人回什么国呢？”
我说：“我不知道。”
春天柳条抽着芽子的时候，常常是阴雨的天气，就在雨丝里一种沉闷的鼓声来在窗外了：
“咚咚，咚咚！”
“犹太人，他就是父亲的朋友，去年巴斯哈节他是在我们家里过的。他世界大战的时候去打过仗。”
“咚咚，咚咚，瓦夏！瓦夏！”
我一面听着鼓声，一面听到喊着瓦夏，索非亚的解说在我感不到力量和微弱。
“为什么他喊着瓦夏？”我问。
“瓦夏是他的伙伴，你也会认识他……是的，就是你说的中央大街上拉手风琴的人。”
那犹太人的鼓声并不响了，但仍喊着瓦夏，那一双肩头一起耸起又一起落下，他的腿是一只长腿一只短腿。那只短腿使人看了会并不相信是存在的，那是从腹部以下就完全失去了，和丢掉一只腿的蛤蟆一样畸形。
他经过我们的窗口，他笑笑。
“瓦夏走得快哪！追不上他了。”这是索非亚给我翻译的。
等我们再开始讲话，索非亚她走到屋角长青树的旁边：
“屋子太没趣了，找不到灵魂，一点生命也感不到的活着啊！冬天屋子冷，这树也黄了。”
我们的谈话，一直继续到天黑。
索非亚述说着在落雪的一天，她跌了交，从前安得来夫将军的儿子在路上骂她“穷党” 。
“……你说，那猪一样的东西，我该骂他什么呢？——骂谁‘穷党’！你爸爸的骨头都被‘穷党’的煤油烧掉了——他立刻躲开我，他什么话也没有再回答。‘穷党’，吉卜西人也是‘穷党’，犹太人也是‘穷党’。现在真真的‘穷党’还不是这些人，那些沙皇的子孙们，那些流氓们才是真真的‘穷党’。”
索非亚的情感约束着我，我忘记了已经是应该告别的时候。
“去年的巴斯哈节，爸爸喝多了酒，他伤心……他给我们跳舞，唱高加索歌……我想他唱的一定不是什么歌曲，那是他想他家乡的心的嚎叫，他的声音大得厉害哩！我的妹妹米娜问他：‘爸爸唱的是那里的歌？’他接着就唱起‘家乡’‘家乡’来了，他唱着许多家乡。可是我和米娜一点也不知道‘家乡，’我们生在中国地方，高加索，我们对它一点什么也不知道。妈妈也许是伤心的，她哭了！犹太人哭了——拉手风琴的人，他哭的时候把吉卜西女孩抱了起来。也许他们都想着‘家乡。’可是，吉卜西女孩不哭，我也不哭。米娜还笑着，她举起酒瓶来跟着父亲跳高加索舞，她一面说：‘这就是火把！’爸爸说：‘对的’他还是说高加索舞是有火把的。米娜一定是从电影上看到过火把。……爸爸举着三弦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