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中心社会下的女子，她从她父亲那里就见到了，那就是她的母亲。我恍恍忽忽的记得，她父亲赶着马车来了，带回一张花绸子了。这张绸子指明是给她母亲做衣裳的，母亲接过来，因为没有说一声感谢的话，她父亲就指问着：“你永远不会说一声好听的话吗？”男权社会中的女子就是这样的。她哭了，眼泪就落在那张花绸子上。女子连一点点东西都不能白得，那管就不是自己所要的也得牺牲好话或眼泪。男子们要这眼泪一点用处也没有，但他们是要的。而流泪是痛苦的，因为泪腺的刺激，眼珠发涨，眼睑发酸发辣，可是非牺牲不可。
《大地的女儿》的全书是晴朗的，健康的，艺术的，有的地方会使人发抖，那么真切。
前天是个愉快的早晨，我起得很早，生起了火炉，室内的温度是摄氏表十五度，杯子是温暖的，桌面也是温暖的，凡是我的手所接触到的都是温暖的，虽然外边落着雨，间或落着雪花。昨天为着介绍这两本书而起的嘲笑的故事，我都要一笔一笔的记下来。当我借来了这两本书（要想重新翻一翻），被他们看见了。用那么苗细的手指彼此传过去，而后又怎样把它放在地板上：
“这就是你们女人的书吗？看一看！它在什么地方！”话也许不是这样说的，但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一边说着一边笑着，并且还唱着古乐谱：
“工车工车上……六工尺……”这唱古乐谱的手中还拿着中国毛笔杆，他脸用一本书遮上了上半段。他越反复越快，简直连成串了。
嗯！等他听到说这《大地的女儿》写得好，转了风头了。
他立刻停止了唱“工尺”，立刻笑着，叫着，并且用脚跺着地板，好像这样的喜事从前没有被他遇见过：“是呵！不好，不好……”
另一个也发狂啦！他的很细的指尖在指点着书封面：“这就是吗？《动乱时代》……这位女作家就是两匹马吗？”当然是笑得不亦乐乎：“ 《大地的女儿》就这样？不穿衣裳，看唉！看唉！”
这样新的刺激我也受不住了，我的胸骨笑得发痛。《大地的女儿》的封面画一个**的女子。她的周围：一条红，一条黄，一条黑，大概那表现的是地面的气圈。她就在这气圈里边像是飞着。
这故事虽然想一想，但并没有记一笔，我就出去了，打算到菜市去买一点菜回来。回来的时候，在一家门楼下面，我看见了一堆草在动着。因为是小巷，行人非常稀少，我忽然有一种害怕的感觉。这是人吗？人会在这个地方吗？坐起来了，是个老头，一件棉袄是披着，**的胸口跳动在草堆外面。
我把菜放在家里，拿了钱又转回来的时候，他的胸膛还跳动在草堆的外面。
“你接着啊！我给你东西。”
稀疏的落着雪花的小巷里，我的雨伞上同时也有雨点在拍拍的跳着。
“给你，给你东西呀！”
这时我听到他说了：
“我是瞎子。”
“你伸出手来！”
他周遭的碎草苏嘎的响着，是一只黄色的好像生了锈的黄铜的手和小爪子似的向前翻着。我跑上台阶去，于是那老头的手心上印着一个圆圆的闪亮的和银片似的小东西。
我憎恶打仗，我憎恶断腿、断臂。等我看到了人和猪似的睡在墙根上，我就什么都不憎恶了，打吧！流血吧！不然，这样猪似的，不是活遭罪吗？
有几位女同学到我家里过，在这抗战时期她们都感苦闷。到前方去工作呢？而又那里收留她们工作呢？这种苦闷会引起一时的觉醒来。不是这觉醒不好，一时的也是好的。但我觉得应该更长一点。比方那老头明明是人不是猪，而睡在墙根上，这该作何讲解呢？比方女人明明也是人，为什么当她得到一块衣料的时候，也要哭泣一场呢？理解是应该理解的，作不到不要紧，准备是必须的。所以我对她们说：“应该多读书。”尤其是这两本书，非读不可。我也体验得到她们那种心情，急于要找实际的工作，她们的心已经悬了起来，不然是落不下来的，就像小麻雀已经长好了翅子，脚是不会沾地的。
这种苦闷是热烈的，应该同情的。但长久了是不行的，抗战没有到来的时候，脑子里头是个白丸。抗战到来了脑子里是个苦闷，抗战过去了，脑子里又是个白丸。这是不行的。抗战是要建设新中国，而不是中国塌台。
又想起来了：我敢相信，那天晚上的嘲笑决不是真的，因为他们是智识分子，并且是维新的而不是复古的。那么说，这些话也只不过是玩玩，根据年轻好动的心理，大家说说笑笑，但为什么常常要取着女子做题材呢？
读读这两本书就知道一点了。
不是我把女子看得过于了不起，不是我把女子看得过于卑下；只是在现社会中，以女子出现，造成这种斗争的记录，在我觉得她们是勇敢的，是最强的，把一切都变成了痛苦出卖而后得来的。
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日 武昌
[1]指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