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上的负担，都有不同的规定。如在法律上规定蒙古、色目和汉人犯了罪，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只能向司法部门申诉，不能还手。蒙古人酒醉打死汉人者，只要交出一份埋葬费，就算了事。汉人、南人不准集体打猎，不准举行宗教活动，不准执持弓矢等武器。在政府机关中，蒙古人任正职，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如地方上的官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形成定例。同知、总管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蒙古人由科举出身者，一正式委任就是从六品官，而色目、汉人、南人则递降一级。诸如此类等等制度，都有明显的民族压迫色彩。
元朝统治者制定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但那些早期就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地主，如真定董氏、易州张氏、大兴史氏、阳城郑氏等，元朝政府对他们都与蒙古贵族同样看待。元世祖就曾亲昵地称呼董文炳为董大哥；到了他的孙子成宗即位后，也称呼董文炳的二儿子董士选为董二哥。董文用“每侍燕，与蒙古大臣同列”。
按当时惯例，每年皇帝去上都时，枢密院官员除随行外，在京师大都要有一人留守。由于留守官员责任重大，从来不派汉人充任。至元二十五年时，元世祖破例让郑制宜作留守。
在取得江南后，元朝统治者又注意重用南方的汉族地主。至元二十四年诏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又下诏求贤于江南，过去诏令用蒙古文，元世祖还下令改用汉文。程钜夫乘机推荐了赵孟等江南名流，世祖都授与他们一定的职位，企图借此取得江南地主的拥护。
对汉人、南人中一般的中小地主也采取笼络的办法。元世祖时，蠲免兵赋的儒户，多数是汉族地主阶级分子。通过汉族大地主的投靠，又笼络了一大批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重用了当时的名臣窦默、姚枢。姚枢又推荐了许衡。这样，汉族地主在元朝政府里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元朝统治者不仅对汉族地主如此优容，对其他各族的上层，也都采取笼络的手段。早在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就注意争取他们，如契丹旧族耶律楚材每天在成吉思汗左右，参与决策大政。按民族等级的规定，只有蒙古人才能担任达鲁花赤，而实际上畏兀人的世家子弟们任达鲁花赤的不少。李祯和高智耀都是西夏的贵族，元太宗命皇子阔出伐宋时告诫他：“凡军中事须访（李）祯以行。”元世祖呼高智耀为高秀才而不名。回回人赛典赤一直为忽必烈所器重，让他去云南任行省平章，他死后，其子纳速剌丁继续守滇。对吐蕃等族上层也竭力拉拢，喇嘛首领八思巴等被封为“国师”。大理段氏的子孙如信苴日等，也都曾享受过特殊的优待。
经济发展
一、农业
在蒙古对金作战期间，北方劳动人民大量地死亡和逃散，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从成吉思汗到元世祖，一直存在着农牧争地的问题。在战争之后，北方农田大量荒废为牧场。
在中原和江南地区先进农业经济的影响下，蒙古统治者不得不放弃其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而采用“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在元军攻宋的过程中，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较之北方要轻一些。这种“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思想，还贯穿在其他许多行政措施和命令中。如考核地方官吏时，决定升迁的首要条件是“户口增、田野辟”。重农政策的结果，也使蒙古封建领主逐渐转化为封建地主。
1261年（中统二年），忽必烈就设立劝农司，派出许多劝农使分赴各地整顿农桑。1270年（至元七年）二月又成立司农司，下设四道巡行劝农司。同年十二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由劝农司到大司农司，反映出对农业的逐步重视。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