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此外，商屯也相当盛行，政府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盐引）作为交换，利诱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然而并非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方式，而是要求盐商先交钱再等晒盐季再给盐，却又为了税收不足而将新产出的盐另行外卖，延后交盐给正规盐商的时间，致使盐商交了钱却要三五年甚至十年后才拿得到盐，却又因身份管制而无法抛弃盐商身份另行谋生，因此而家破人亡，私盐亦大为流行。明太祖也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这些措施使得过去很多饱受战乱损毁的地区恢复了生气，使明朝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
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不过明朝的农业发展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宋元时期，红薯、南瓜、蚕豆、土豆、玉米、棉花等农作物已由国外传入中国，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国普遍栽种。此外，较容易栽种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种植于土壤相对较贫瘠的地区，对于粮食需求日增的明清两带尤其重要。万历年间，明朝的耕地总面积超过七百万顷，为明朝中叶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明朝时，主要的米粮生产区在湖广地区。明末以后，湖广的米开始被长途运送至江浙、闽广等地区贩卖，使当地农民开始改种经济作物。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随之出现的长途交通，都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手工业方面，明朝仍然延续了元代的匠籍制，也就是规定全国技术好的手工业工人必须于官营手工业部门服务的制度。明代定以前的匠户为匠籍，并规定这些入匠籍的手工、工人子孙世代承袭，不得脱籍改行，但不同点在于明代时，他们不需永远在王朝服役，而只要依规定每隔几年轮班到京城服役一次即可，称之为轮班匠。但由于到京城的路途遥远，轮班匠仍然常常发生逃役的状况，于是在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朝廷便下令轮班匠可缴交银两折抵役期，称为“匠班银”。而到了嘉靖四十一年，朝廷进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轮班匠每年纳“匠班银”四钱五分，从而废除了轮班制。但仍有部分工人留在官营手工业单位服务，匠籍制并未完全废除。
自明朝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松江潞安府有织机1.3万张，促进了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南京、临清等城市“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景德镇成为了世界瓷都。然而明朝推行“重农抑商”的原则以及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但远洋船舶吨位仍高达18000吨，占世界总量的18%。
随着明朝纸币“大明宝钞”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白银为主。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了明朝经济的发展，当时中国占有世界白银需求量三成左右。
明代经济的另一个特色是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由于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东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成为了全国的经济集散地。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明代形成了按籍贯区分的商人集团，称为“商帮”，如徽州商帮、晋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苏州洞庭商帮、江西商帮等。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商人的地位在明朝时也有所提高，“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开始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