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设立科举,使得大批不用赐姓的进士可以进入上层社会。书学作为唐代学府中六门学科之一,要求应试者必须是“楷书遒美”,铨选人才则以“身、言、书、判”为标准,书法自然受到高度重视。同时,唐代沿袭前朝例制,设置了专门培养书法人才的弘文馆机构,用以培养书法人才。李世民曾下诏京师五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弘文馆学习书法,并委任当时的大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为弘文馆书学博士,教授书法。更为重要的是,历代帝王如太宗、高宗、睿宗、玄宗、肃宗都十分爱好和提倡书法。加上他们本身都具有非常高的书法造诣,上行下效,书学之风鼎盛。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这位政绩非凡的帝王在政事之余赏玩书法,常常和群臣谈书论道,甚至游戏于宫廷,对书法的发展更是功不可没。书法由此而成为这一时期最为普及的艺术,也是最成熟的艺术,并被后世子孙继承下来。
唐代书家,高手如云,欧阳询、颜真卿为两大书圣,各成一体,被后世引为宗师。其余如褚遂良、虞世南、薛稷、孙过庭、李邕、怀素、颜真卿、柳公权、张旭,各有千秋、泽被后世。
大国外交
在唐时,外交体现出了大国风范、气势恢宏。
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路经今蒙古地区到叶尼塞、鄂毕两河上游,往西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地区。西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的玉门关西行,经今新疆境内有三条路可通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达尼泊尔和印度;或经南诏、缅甸到印度。往东经河北、辽东可到朝鲜半岛。
唐时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这时日本社会正处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很多。631年(贞观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838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十三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三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二百人,从8世纪初起,人数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数均在550人以上。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如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长期留居中国,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他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常作诗相酬赠。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大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
唐朝时,在越南中部立国的是林邑。623年和625年,林邑王范梵志两次遣使来唐通好。625年,唐高祖曾举行盛宴欢迎林邑使者,并赠送使者锦、彩等丝织品。贞观时,林邑也一再派使者送来驯象、五色带、朝霞布及火珠等物。高宗、玄宗时期,林邑仍经常遣使来唐。749年(天宝八年)曾送来真珠一百串、沉香三十斤、驯象二十只。至德以后,林邑改称环王国,仍和唐朝通好。终唐之世的近三百年中,林邑使臣来唐达十五次之多。在长期的交往中,唐代的典章制度也传播到越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