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老者坐在下面，看了几篇书，见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不知说些甚么。后来看见多九公面上红一阵、白一阵，头上只管出汗，只当怕热，因取一把扇子，道：“天朝时令交了初夏，大约凉爽，不用凉扇。今到敝处，未免受热，所以只管出汗。请大贤扇扇，略为凉爽，慢慢再谈。莫要受热，生出别的病来。你们都是异乡人，身子务要保重。你看，这汗还是不止，这却怎好？”因用汗巾替九公揩道：“有年纪的人，身体是个虚的，那里受的惯热？唉！可怜，可怜！”多九公接过扇子道：“此处天气果然较别处甚热。”老者又献两杯茶道：“小子这茶虽不甚佳，但有灯心在内，既能解热，又可清心。大贤吃了，就是受热，也无妨了。今虽幸会，奈小子福薄重听，不能畅聆大教，真是恨事。大贤既肯屈尊同他们细谈，日后还可造就么？”多九公连连点头道：“令爱来岁一定高发的。”
只见紫衣女子又接着说道：“大贤既执意不肯赐教，我们也不必苦苦相求。况记几个书名，若不晓得其中旨趣，不过是个卖书佣，何足为奇。但不知大贤所说百余种，其中讲解，当以某家为最？”多九公道：“当日仲尼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受《易》于孔子，嗣后传授不绝。前汉有京房、费直各家，后汉有马融、郑玄诸人。据老夫愚见，两汉解《易》各家，多溺于象占之学。到了魏时，王弼注释《周易》，撇了象占旧解，独出心裁，畅言义理，于是天下后世，凡言《易》者，莫不宗之，诸书皆废。以此看来，由汉至隋，当以王弼为最。”紫衣女子听了，不觉笑道：“大贤这篇议论，似与各家注解及王弼之书尚未了然，不过摭拾前人牙慧，以为评论，岂是教诲后辈之道？汉儒所论象占，固不足尽《周易》之义；王弼扫弃旧闻，自标新解，惟重义理，孔子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岂止‘义理’二字？晋时韩康伯见王弼之书盛行，因缺《系辞》之注，于是本王弼之义，注《系辞》二卷，因而后人遂有王、韩之称。其书既欠精详，而又妄改古字，如以‘嚮’为‘鄉’，以‘驅’为‘敺’之类，不能枚举。所以昔人云：‘若使当年传汉《易》，王、韩俗字久无存。’当日范宁说王弼的罪甚于桀、纣，岂是无因而发？今大贤说他注的为最，甚至此书一出，群书皆废，何至如此？可谓痴人说梦！总之，学问从实地上用功，议论自然确有根据，若浮光掠影，中无成见，自然随波逐流，无所适从。大贤恰受此病。并且强不知以为知，一味大言欺人，未免把人看的过于不知文了！”
多九公听了，满脸是汗，走又走不得，坐又坐不得，只管发?[1]，无言可答。正想脱身，那个老者又献两杯茶道：“斗室屈尊，致令大贤受热，殊抱不安。但汗为人之津液，也须忍耐少出才好。大约大贤素日喜吃麻黄，所以如此。今出这场痛汗，虽痢疟之症，可以放心。以后如麻黄发汗之物，究以少吃为是。”二人欠身接过茶杯。多九公自言自语道：“他说我吃麻黄，那知我在这里吃黄连哩！”
只见紫衣女子又接着说道：“刚才进门就说经书之义尽知，我们听了甚觉钦慕，以为今日遇见读书人，可以长长见识，所以任凭批评，无不谨谨受命。谁知谈来谈去，却又不然。若以‘秀才’两字而论，可谓有名无实。适才自称‘忝列胶庠’，谈了半日，惟这‘忝’字还用的切题。”红衣女子道：“据我看来，大约此中亦有贤愚不等，或者这位先生同我们一样，也是常在三等、四等的亦未可知。”紫衣女子道：“大家幸会谈文，原是一件雅事，即使学问渊博，亦应处处虚心，庶不失谦谦君子之道。谁知腹中虽离渊博尚远，那目空一切，旁若无人光景，却处处摆在脸上。可谓螳臂当车，自不量力！”两个女子，你一言，我一语，把多九公说的脸上青一阵，黄一阵，身如针刺，无计可施。唐敖在旁，甚觉无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