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商人和农夫对厘金无不深恶痛绝，如果有机会，每一个人都愿意把关卡砸个稀烂。有一次，一群青年士子乘船去参加科举，途经一处厘金关卡，卡上着令停船，他们根本不予理睬。稽查们扣住船只，并且开始搜检行李。这群士子蜂拥上岸，冲进关卡，见物就砸，结果把关卡打得落花流水。只留下那面象征朝廷权威，上面写着“奉旨征收厘金”的旗子低垂在空中，围观的群众以不胜钦慕的目光伫望着这些士子扬长而去。
辛亥革命以后，陋规制度逐渐被取止，厘金制度亦于稍后废止。官吏的薪俸也提高了。但是贪污案件还是屡见不鲜，仆役间的揩油风气迄今未衰。有一位太太骂她的厨子揩油揩得太贪心，结果与厨子大吵其架。有人批评这厨子贪心得像条饿狼，他的答案是：“如果一个人不贪心，他也就不会当厨子了。”
北京某大使馆的厨子每买一个鸡蛋，就向主人索价一毛，大使秘书的厨子为主人买蛋，却只索价五分钱一只。大使夫人问：“为什么我买鸡蛋要比秘书太太多花钱呢？”她的厨子答道：“太太，大使的薪水要比秘书先生的高呀！”汽车主人也常常发现汽油箱“漏”油，原因就是司机“揩”油。不必要的修理，更使保养费大得惊人。
自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执政以来，中国一直在设法阻遏政府中的贪污风气，并且规定了几种对贪污舞弊的严厉罚则。但是陋规制度在清朝以前就已存在。数百年的积习，不是几年之内，甚至二三十年之内所能完全革除的。自从现代财政制度建立，公家道德逐渐提高以后，中国已经革除了很多积弊。行政技术正与时俱进，相信她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达到组织健全的现代国家的水平，征收赋税和控制财政的有效办法也会渐次建立。不幸当时内乱外患并乘，致使功败垂成。
我们中国人一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认为邪恶的产生只是缺乏正当的教育而使善良的本性湮没，中国社会风气的败坏导源于腐朽的财政制度，而非缺乏责任感。但是这种制度对社会风气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迄今仍蒙受其遗毒。
实际的例子已经指出，补救之道在于建立良好的制度，来接替腐败的制度。单单废止坏制度，还是不够的。英国人为中国建立的关税制度，一开始就摆脱了陋规的恶劣影响。海关雇员都经过良好的训练，薪俸也相当优厚，退休之后还有充裕的养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发生。中国为了保证偿付外债而把国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权交付给外国政府，这原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而且严重威胁到主权的完整，但是因此而建立关税制度却是中国的意外收获。
邮政也是根据西方制度建立的。创办迄今，行政效率始终很高。就是在漫长的内战时期，邮递工作也从未中断。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区与中国大后方之间，邮递一直畅通无阻，邮差们常常穿越火线把邮件送达收件人手里。
盐务机构是另一实例。八年抗战期间，人民的这种日用必需品始终供应无缺。
治黄河的河督衙门从前一向以陋规制度闻名于世；事实上著名的山东菜和河南菜就是这些食厌珍馐、腰缠万贯的治黄老爷们光顾的结果。同样地，扬州菜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贪图口福的扬州盐商而来。
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以后，改由受过现代训练的工程师主持疏浚工作，陋规制度也就随滚滚河水冲入黄海去了。老婆已随陋规制度消失，只有烹饪艺术依旧存在。美食家至今对扬州菜赞不绝口，但是自从组织完善的现代盐务制度建立以后，倡导扬州菜的盐商已无法立足了。
这些成就可以说是依赖外国协助而来的。但是我要请问：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国人的良好道德，还是由于他们介绍到中国来的良好制度呢？没有健全的品德，这些制度固然无法实行，但是单凭外国人的道德难道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吗？单凭少数高居要津的外国专家就能够制止千千万万中国职员的不法行为吗？海关、盐务、邮政之所以成功，还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层中国职员的通力合作。这就是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中国的现代银行制度和铁道管理也是值得称道的实例。一般而论，银行与铁路的行政效率都很高，而且没有银钱上的重大舞弊案件。
中国的现代大学除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之外，也是经费从无私弊的又一实例。抗战期间，因为物价高昂，教授生活非常清苦，但是他们始终辛苦工作，力求维持学术水平。绝大多数的学生，除了接受现代训练之外，在教授和大学当局的良好影响之下，对于如何诚实而有效地运用公款，也自然养成正确的观念和良好的习惯。
最重要的是对公款处理的态度已经起了根本的转变，过去大家都默认甚至赞扬陋规制度，到了抗战以前的几年，有识之士不但讨厌它而且随时加以讥讽，这种风气的转变，再加采用现代方法，当时我们相信对于将来公共行政各方面的经费处理，必将发生重大良好的影响。
要消灭仆役、厨子和司机的揩油行为可难得多了。或许要经过五六十年之后才能提高这些人的经济地位，在他们的经济地位确切提高以前，我们无法奢望他们临财不苟。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也许我们已经不容易找到愿意当家庭仆役的人了。抗战时我在昆明居留的八年期间，我倒在我的佣人中碰到过一位男仆、一位女佣、和一位司机从来没有揩过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