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又响了，他再度转身对我说：“好了，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的光临。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你愿意什么时候去都行。谢谢你。再见！”门锁又是咔嚓一响。大佐帮我穿好大衣，陪我到汽车旁边，还替我打开汽车门。这时夜色已经四合了。我独自到日本兵营，也有朋友说我不应该去的，听日本人来捕好了。他们敢么？
第二天下午，宋哲元将军派了一位少将来劝我离开北平，因为他怕自己无力保护我。我向他的代表致谢，不过告诉他，我将继续留在北平负起我的责任。
不久以后，蒋委员长因陈辞修将军北上之便，亦来代表慰问。
我继续在北平住下来，而且居然平安无事。偶然也有些朝鲜浪人到北大来寻衅找忿，这些事曾经一一报告给我知道，但是我并未予以重视。不久日本人的策略开始转变了。松室孝良将军受命来北平担任日军的特别代表。他与我交了朋友，常常到我家里来。他大骂那位日本将军不该在东交民巷兵营折磨我。大概半年光景，我们私人之间一直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他任期届满时，穿了全副武装来向我辞行。他告诉我，他已奉命调往东北与西伯利亚交界的海拉尔去指挥一个骑兵师。他说战云愈来愈低，如果中国与日本真的发生冲突，那是很不幸的。“战事一旦发生，”他说，“日军势将深入汉口。”
“是的，将军，我同意你的看法。两国之间不幸而发生公开冲突，很可能会引起国际纠纷，那时整个日本舰队都可能葬身海底，日本帝国会缩小为太平洋地图上的几粒小黑点。”
他叹了一口气：“那当然也可能。但是日本仍旧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却不免要被西方列强消灭了。”
“也可能如此。下次碰面时，希望我们不必为愚蠢的作为而抱头痛哭。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将军，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我们就这样怀着沉重的心情分别了。战事结束若干年后，我经过东京偕内子陶曾毅往访，相对话旧，不禁感慨系之。
接替他的是今井将军。他来拜访我，我也曾去回拜。我们谈得很坦白，和我跟松室孝良谈话的情形大致相似。有一次，日本贵族院的两位议员来访，其中一位曾任台湾总督。四顾无人之后，他低声问我，在东交民巷日本兵营拘留我的是谁。我告诉他是高桥。他摇头说：“岂有此理！”
这时候日本人已经明白，北大并无意于马上发起反日运动，他们希望能与北大里的主要教授建立友谊，而把北大拉到日本这一边。双方来往都很审慎，北大与日军之间的紧张情势至此已渐渐缓和了。
后来田代将军来到天津担任当地驻军司令。日本以及其他列强，因条约规定有权在天津驻军，田代特地跑到北平来，设宴招待中日双方文武要员。田代在席间发表演说，鼓吹中日经济合作，中国官员也曾有人继起发言，但是措词都相当含糊。我除了吃饭时偶尔说笑外，对于经济合作问题始终不发一言。几天之后，忽然南京来了密电，告诉我，日本大使馆，已经暗示外交部，说北大校长支持中日合作。
这就是日本人对付中国的手段。程序大概是：先来一套甜言蜜语，继之挑拨阴谋，然后威胁恫吓，接着又是甜言蜜语，最后施行闪电攻击。先后次序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从来不离征服中国的基本方针。日本人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对付美国的，也是这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