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正在沿长城进行时，当时的军政部长何敬之（应钦）将军曾亲至北平指挥作战。他和我都希望能达成停战以换取时间。我访晤英国大使蓝浦生，探询他有无出任调人之意。他说日本大使馆的须磨先生曾经对他暗示，日本也希望停战。蓝浦生大使当即拍电报向伦敦请示，伦敦覆电同意由他出任调人。我们经由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先生把这件事通知华盛顿。但是这个计划终于胎死腹中，因为当时的外交部长罗钧任（文干）告诉在南京的英国大使馆说，除了他本人之外，谁也无权与外国办交涉。
不久日军突破国军沿长城布置的防线，步步向北平逼近，北平军民已开始准备撤退。
我当时因为割盲肠之后正躺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外面的情形很隔膜。有一天清早，我听到日本飞机在头上盘旋，直觉地感到情势不妙。我得到主治医生的许可，忍痛步行到何敬之将军的寓所。他见我还留在北平城内，很感意外。他告诉我日军马上会发动攻击，劝我快离开北平，于是我准备第二天就离开。第二天早晨，我的电话响了，是何将军打来的：“我们已经谈妥停战，你不必走了。”我马上打电话把这消息转告胡适之。
“真的吗？日本飞机还在我们头上盘旋呢！”他说。
“何敬之将军刚刚打电话来这样说的。”我所能回答的也仅此而已。后来才知道黄膺白（郛）已代表中国在午夜签订塘沽协定，根据此项协定，日军在占领河北省北部以后，将暂时停止前进。
日军占领上述地区后，就在当地成立“自治政府”，并催促留在河北的国军司令官与他们合作，在北平也成立一个“自治政府”。北平城内谣言满天飞，说河北省境内的司令宋哲元将军即将对日本人屈服。北大教授就在这紧急关头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华北的所谓“自治运动”。事实上，宋哲元将军也并没有答应日本人的要求。
一两个月以后的一个下午，一个日本宪兵到北大来找我。“日本在东交民巷的驻防军请你去一趟，谈谈他们希望了解并且需要你加以解释的事情。”他这样告诉我。我答应在一小时之内就去，这位日本兵也就告辞回去了。
我把这件事通知家里的几位朋友之后，在天黑以前单独往东交民巷日本兵营。我走进河边将军的办公室以后，听到门锁咔嚓一声，显然门已下了锁。一位日本大佐站起来对我说：“请坐。”我坐下时，用眼睛扫了旁边一眼，发现一位士官拔出手枪站在门口。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支香烟来。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我回答说，同时接过他的烟。
“那么，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么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坂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铃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我说：“已经给你准备好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绝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我抽着烟，很平静地对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