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我突然被一阵炮声惊醒，接着是一阵轧轧的机枪声。我从**跳起来，随着旅馆里的人跑到屋顶观望。天空被车站附近射出来的炮火映得通红。日本侵略似乎已经追在我脚眼后面。从北方到了南方，我所住的十层高楼的旅馆在租界以内，日本炮火不会打过来的。我同一班旅客都作隔岸观火。隆隆的大炮声，拍拍的机枪声终宵不断。第二天早晨，我再度爬上屋顶，发现商务印书馆正在起火燃烧，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好几架日本轰炸机在轮番轰炸商务印书馆的房子。黑烟冲天，纸片漫天飞舞，有些碎纸片上还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的字样。
日本已经展开对上海的攻击。结果引起一场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以前最激烈的战事，但是中国终于被迫接受条件，准许日本在上海驻兵。
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
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平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七年之中只有一次值得记录的示威运动。当日军迅速向长城推进时，京沪一带的学生大声疾呼，要求政府立即对日作战。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不时在南京发生，北平的学生也亟欲参加此一救国运动。有一天，一大群学生聚集东火车站，准备搭乘南下的火车。军警当局不准他们上车，这班男女青年就日夜躺卧在铁轨上，不让火车出站。最后当局只好让几百名学生南下，与他们在南京的同志会师。
我们头上的乌云愈来愈密，此后几年中我们为了争取时间，只好小心抓抓地在浅水里缓缓前进，不敢闯进急流，以免正面撞上日本侵华的浪潮。但是我们的谨慎是与俗法不同的。每当日本的第五纵队伪装的学者来这“文化中心”（实际上他们却把北大看成反日运动的中心）“拜访”时，我们总是毫无保留地表示我们的态度。记得有一位日本学者曾经对北大教授们滔滔不绝地大谈中日文化关系。结果我们告诉他，除了日本的军事野心之外，我们可看不出中日之间有什么文化关系存在。“只要你们肯放弃武力侵略的野心，中日两国自然就能携手合作的。”
这些学者，包括地质学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等等，不时来拜访我们，希望争取北大的“友谊”。他们一致埋怨我们的反日运动。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一定是反日，不过我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却是真的。但是他们一心一意要灭亡中国，除了中国完全投降，他们绝不会改变方针。
这时，驻屯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正迅速向长城之内推进。国军先沿长城浴血奋战，继在河北省北部步步抵抗，最后终于撤退到北平及其近郊。伤兵络绎于途。各医院到处人满。北大教职员也发动设立了一所伤兵医院，由内子陶曾榖主持院务，教职员太太和女学生充任职员和看护。因为这医院的关系，我与作战部队有了较密切的接触，同时，获悉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认为作战失利完全是由于缺乏现代武器，尤其是枪支，因而以血肉之躯筑成的长城，终被敌人冲破了。
国军以血肉筑成长城抗御敌人的弹雨火海，主要的凭借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国在往长痛苦的八年之中愈战愈勇，虽然千千万万的人受伤死亡．中国却始终连哼都不哼一声。我们虽然节节失利，却终于赢得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