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辞卸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以后，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十月回到北京——这时已改称北平。但北京大学校名以历史关系名未改。旋奉当时任行政院长的蒋委员长之命，再度承乏北京大学校务。
学生游行示威的次数已大见减少。国都迁往南方以后，政治活动的重心已跟着转移，学生们示威反对的对象已经不多，只有日本的侵略偶然激发学生的示威行动。日本在东北发动侵略以后，此时已经向关内迅速扩展。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早晨，我正坐在北大校长室里办公，忽然电话传来前一天发生的惊人消息：日本人已经在沈阳发动突击，国军为避免冲突，已撤出沈阳。
我在前面曾经逐点指出日本畏华的来龙去脉，概括地说起来，发展过程约略如下：
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第一次战争以后，中国这位小姐开始崇拜日本英雄。她涂脂抹粉，希望能获意中人的垂青。但是她所崇拜的对象却报以鄙九的冷笑。记得小时候曾经作过一篇短文，呈给日文教师中川先生请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我的日文教师笔下绝不留情，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这个无情的反驳，像一把利剑刺进了我稚嫩的心灵，记得那天晚上，我不禁为国家的前途流泪。
中国固然无法获得她意中人的爱情，但是她希望至少能与日本做个朋友。想不到日本竟出其不意地掏出匕首向她刺来，差一点就结束了她的性命，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二十一条”要求。从此以后，她才逐渐明白，她的意中人原来是个带着武士道假面具的歹人。后来日本倒转头向她示爱，她也一直不肯再理睬他了。因为这时她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他向她追求不过是为了她的丰厚妆奁——中国的天然资源而已。
接着来的是一幕谋财害命的惨剧。日本这个歹徒，把经济“合作”的绳子套到她脖子上，同时又要她相信那是一条珍珠项链，叫做“东亚共荣圈”。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晚上，正当大家都沉睡的时候，他忽然把绳圈勒紧了。
她从梦中惊醒，马上拔脚飞逃。但是套在她脖子上的共荣圈却始终无法摆脱，她逃得愈远，绳子就拖得愈长，而且绳子的另一端始终掌握在歹徒魔术师的手里。她在惊骇之余大呼救命。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呼吁英国与美国联合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西蒙爵士代表英国拒绝了。弄得史汀生孤掌难鸣，日本因而得以肆无忌惮地继续推行既定政策。
对中国并不太热心的一班朋友，在李顿爵士率领之下，懒洋洋地前来营救。他们访问了犯罪的现场沈阳，并且宣告日本有罪。沈阳邮政局的意籍局长朴莱第在他给李倾爵士的备忘录里明白指出：如果列强不在东北就地阻遏日本侵略，他相信不出三年，他的祖国意大利就要染指阿比西尼亚。那位朴局长把备忘录交我读了一遍并且自语道：“但是我人微言轻，谁肯理会小小一位邮政局长的话呢？”
“对不起，小姐，”中国的朋友说：“我们除了宣布对你同情之外，实在无能为力了。”
同情是有了，援助却毫无踪影。
几个月以后，我因事回到南方。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前往上海车站，准备搭火车回北平。进车站后，发现情势迥异平常，整个车站像荒凉的村落。一位车站替卫是认识我的，他告诉我，已经没有往外开的车子。“看样子，日本人马上要发动攻击了。”他说，“你最好马上离开这里。恐怕这里随时要出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