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都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像一盘散沙，如果说中国的人是由许多自治的小单位构成的，倒更切近事实。中国的民主体制包括千千万万的这种单位，由几千年来累积下来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生活理想疏松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或大或小的单位是以家庭、行业和传统为基础而形成的。个人由这些共同的关系与各自治团体发生联系，因此团体内各分子的关系比对广大的社会更为亲切。他们对地方问题比对国家大事了解较深。这就是立宪国会失败的症结，也是老百姓听凭军阀统治的原因。我们在前面曾经一再提到“天高皇帝远”的观念，帝制时代的这种观念就是上述心理状态产生的。
个人如非因特殊事故与所属社会破裂．永远是小单位的一部分，但是各单位之间并无全国性的组织使其密切团结。这是中国国民生活中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好处在于使中国生活民主，虽经数百年之战乱以及异族之入侵而仍能屹立无恙，坏处在于中央政权软弱无能，因而易遭异族侵凌。
中国人民生活中这些单位的存在是有它历史的背景的。它们是几千年历史演变的结果。我们的祖先逐渐向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迁移时，他们总是成群结队而行，在各地构成许多独立的部落，这些部落后来便发展为自治的村庄或乡镇。广大的中华帝国就是千百年来由这些聚族而居者向边疆和平原拓殖而形成的。近年来由于研究中国各地方言的结果，我们已经追溯出这种发展的途径。我们发现广东话与唐朝的口语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多数的广东人是唐朝的后裔。迁到广东较晚的移民又另行形成不同的部落，所说的方言也迥然不同，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客家话。客家话所显示的语言特征是属于近世纪的。甚至长江流域各地方言之间的些微差别，也可以隐约显示拓殖过程中的先后。
第十世纪，唐朝灭亡，中国北方普遍遭塞外入侵的异族**，因而也加速了中国人口的南迁。南方各省，尤其是广东、湖北和浙江一带，不易遭受外族的侵略，所受战祸较轻，因此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蓄水库，并在过去六七十年内灌溉了新中国大块的土地。
如果要使某一改革对国家统一与团结切实有效。这种改革必须直接使这些古老的区域单位在家庭制度上、行业上和传统上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反过来说，这些单位系共同的语言、文化和生活理想所维系，那么任何经由共同语言所产生的文化和理想的变化，也势必影响这些社会集团的生活，并且进而影响国家的生活。
外国商品开始影响中国行业时，中国就开始变化了，维系中国社会的三条绳索之一因而松散。这是受现代影响的最初改变，这种改变人们是不大知道的。以后现代思想经由书籍、报纸和学校制度等输入中国，又松散了传统这一条绳索。最后留下来的一条绳索——家庭的联系，也终于不得不随其他两条绳索一起松散。
人们因探索新的有效的团结而引起各式各样的纷乱。首先受到新思潮影响的是学生，首先闹事的也是他们；新兴工业的工人丧失了旧日行业的维系力量，因此也就跟着学生一起滋生事端。军阀之间的内战、宪政的失败，以及败坏风气的陋规制度，既未阻止旧有社会组织的瓦解，亦未阻滞社会的进步。军阀所引起的祸患只是中国广大的“社会之海”面上的泡沫。不论有没有互相残杀的军阀，或者声誉扫地的国会，或者败坏风气的随规，海面底下的潜流仍在滚滚而进。军阀、国会、陋规只是浮面上的祸患，那些自治单位本身仍然宁静如恒，在道德方面也洁净无瑕。
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尤其在唐朝末年以后中国的国防一直很脆弱，因为侵略她的异族全部组织严密，随时准备作战，而中国的社会组织却是升平世界的产物。国防部队是由太平无事的社会中征募来的，维持这些军队的中央政府也只是一个和平社会上层的空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