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东方导火线不着火的责任，自然要落在中国的肩膀上。因此今后二三十年间，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工业各方面的发展，对于世界和平自将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一个强盛兴旺的中国与西方列强合作之下，即使不能完全消弭战争的危机，至少也可以使战争危机大为减低。西方列强如能与中国合作，不但同盟国家均蒙其利，即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亦大有裨益。西方国家在今后五六十年内至少应该协助中国发展天然资源，在今后二十年内尤其需要协助中国进行经济复原和社会重建的工作。
在西方潮流侵入中国以前，几百年来的祸患可说完全导源于满洲和蒙古。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一跃而为世界强国，遂即与帝俄抢夺满洲的控制权，终至触发日俄之战。日本处心积虑，想利用东三省作为征服全中国的跳板，结果发生九一八事变。如果唐朝灭亡以后的历史发展能够给我们一点教训的话，我们就很有理由相信，东三省今后仍系中国的乱源，除非中国成为强大富足的国家，并且填补好满洲的真空状态。
在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工业的工作上，中国需要时间和有利的条件从事试验。这些条件就是和平和安全。国内和平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国家安全则有赖于国际间的了解。只有在东北成为和平中心时，中国才有安全可言。
我们必须从头做起，设法把广大的东北领土从战乱之源转化为和平的重镇。在这件艰巨的工作上，我希望全世界——尤其是美国、英国和苏俄——能够与中国合作。如果她们肯合作，这件工作自然会成功，那不但是中国之福，也是全世界之福。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我承上海市商会及各教育团体的推选，并受广州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曾以非官方观察员身份列席华盛顿会议。翌年我又到欧洲访问现代文化的发祥地。那时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欧洲各国正忙于战后复原，主要的战胜国则忙于确保永久和平。但是当时似乎没有一个国家意识到，实际上他们正在帮着散布下一次大战的种子。
法国已经精疲力竭，渴望能有永久和平。她目不转睛地监视着莱茵河彼岸，因为威胁她国家生存的危机就是从那里来的。法国的防御心理后来表现在马奇诺防线上，她认为有了这道防线，就可以高枕无忧，不致于再受德国攻击了。秦始皇（公元前二四六——前二○七）筑长城以御鞑靼，法国则筑马奇诺防线以抵御德国的侵略。但是中国的祸患结果并非来自长城以外，而是发于长城之内，法国及其“固若金汤”的防线，命运亦复如是。
英国忙于欧洲的经济复兴，并在设法维持欧陆的均势。战败的德国正在休养将息。帝俄已经覆亡。一种新的政治实验正在地广人众的苏俄进行。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政治情势。
美国因为不愿卷入欧洲纷扰的漩涡，已经从多事的欧陆撤退而召开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就是在这次会议中签订的。此项公约取代了“英日同盟”，所谓山东问题，经过会外磋商后，亦告解决，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终于静悄悄地被放进坟墓。巴黎和会中曾决定把青岛赠送给日本，所谓山东问题就是因此而起的。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的愤慨终于触发了学生运动，在中日关系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在此后二十年间，对中国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也有莫大的影响。巴黎和会的决定使同情中国的美国政界人士也大伤脑筋，终至演化为棘手的政治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以打抱不平自任，承诺为中国伸雪因“凡尔赛和约”而遭受的冤抑。因此，美国固然从欧洲脱身，却又卷入了太平洋的漩涡。二十年后的珍珠港事变即种因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