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官兵大家都知道，制造沈阳事变的负责将领如本庄繁和土肥原等均曾因功而获得最高级的勋奖。一手制造卢沟桥事变的人，无疑地也会获得同样的勋奖。谁又能怪渡海而来上海的日军将领也想一显身手呢？
我们在南京的人都知道，密布在全国上空的乌云势将进发为狂风暴雨。我离开南京循公路到杭州，在湖滨一位朋友的别墅里住了几天，我们没有一天不担心，在淞沪对垒的中日军队会发生冲突。我的朋友王文伯不时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探问情况。八月十二日，上海方面的回答很短促：“没有消息。明天十点钟，十点钟，再见！”接着电话就挂断了。
第二天早上十点钟，历史性的时刻终于来临。浓烟上冲霄汉，双方的轰炸机交互炸射对方阵地，全面战争已经开始了。从此不再有地方性的事件，也不再有蚕食的机会。日本要就一口吞下中国，要就完全放弃。但是吞下去倒也不容易，放弃吗？它又舍不得。这局面注定是一场长期战争。
两天以后，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我正坐在柳荫下欣赏湖边浅水中鱼儿穿梭往返，城的这一边隐隐传来阵阵雷声。有人打电话给我：“喂！你听到没有？”接着又是一阵雷声。“是呀，在打雷。”
“不是——敌人在轰炸我们的机场！”
七架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木更津队轰炸机已经从台湾松山机场飞到杭州。驻扎笕桥的中国战斗机当即升空拦击，并当场击落其五架，其余两架夺路逃命，但是也在离杭州不远处被迫降落，飞行员被俘。我到绍兴专员公署去看一位俘虏，据他说，他们在台湾的指挥官曾经告诉他们，中国根本没有战斗机。
第二天，日军开始轰炸南京。战事刚开始时，日本人在一个地方只丢一个炸弹，所以他们所有的炸弹都是分散的。这种轰炸方式所造成的损害远较集中轰炸为小。一年之后，日军与俄军在伪满与西伯利亚交界处的张高峰发生冲突，日本人才从俄国学到集中轰炸的战术。
我的朋友王文伯是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战事开始以后，他的工作自然跟着紧张起来了。他调集了好几百辆公路车，把军火运给前方。有一次，大约二十辆车子结队驶往前方，结果这队车辆误入敌人后方而遭围攻。其中的一位司机跳下车子躲在田野里，后来借夜色掩护爬出敌人阵地回到杭州。几天之后，他找了另外一辆卡车，又再度上前线担任运输工作去了。
难民从上海像潮水一样涌到杭州。庙宇里住满了妇孺老幼。山区的小茅屋也成了衣装入时摩登小姐的临时香闺。她们还是像以前一样谈笑，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变故。我们中国人就有这点本领，即使身临危难，也常能处之泰然。
我有一位朋友，本来是上海的棉纱大王，“八一三”战事发生后，带着他的子女逃到杭州，暂时住在山中的一所庙宇里。他告诉我，他预备给他的家人盖一幢房子。
“为什么？”我问他。
“上海作战期间，我想在杭州住下来。”他说。
我真想不到他对这次战争有这样的看法。我劝他最好还是迁到内地去，因为战事必定要蔓延到杭州以及所有的沿海城市，甚至可能远及华中的汉口。他听到这些话，好像没法相信似的。五年之后，我在重庆碰到他，他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在战火扩及杭州以前就离开西湖了。
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
我晓得在战事结束以前恐怕没有机会再见到父亲和我的老家。而且战局前途很难逆料，因此我就向朋友借了一辆别克轿车驶回家乡。这时父亲年纪已经很大，看到我回家自然笑逐颜开。我离家重返南京时告诉父亲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双目炯炯有光。
“事情是这样的：这次战争将是一次长期战争，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所说的火光血海，最后中国将获得胜利。”
当我向父亲告别时，我心里有一个感觉，怕自己从此没有机会再见我所敬爱的父亲了。父亲所施于我的实在太多了。但是我所报答他的却又如此之少。后来我的家乡遭到轰炸时，他迁到山中，以栽花养鸟自娱，战事发生两年以后的一个早上，他像平常一样起得很早，他忽然感到有点头晕，回到卧室，即告去世，享年八十。他不过是战争的间接受害者之一。战争对老年人实在是很大的磨难。
我回南京逗留几天之后就搭轮溯江而至汉口，码头附近沿江堆积着大批木箱，里面装着政府的档案、中央大学图书馆的书籍和故宫博物院的古物（即现在台中之古物）。从南京至汉口途中，我们曾碰到满载军队的船只，顺流东下增援上海。
我从汉口搭粤汉铁路赴长沙，沿途碰到好几批军队挤在敞篷车里，由广东广西向北开往汉口。这次战争现在的的确确是全国性的，不再像过去一样是地方性的战事了。士兵们的斗志非常激昂，我问他们往哪里去。
“打日本鬼！”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