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未改名以前的北京是文化活动和学生运动的中心，易名以后则变为中日冲突的中心。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之初，北平附近事端迭起，战事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七月七日的晚上，终于发生卢沟桥事变。日军在夜色掩护下发动攻击，从卢沟桥的彼端向北平近郊进袭，城内驻军当即予以还击。
战神降临北平时，我正在庐山。当时蒋委员长在这华中避暑胜地召集了一群知识分子商讨军国大事。有一天午后，天空万里无云，树形疏疏落落地点缀着绿油油的草地。蒋委员长曾经为他的客人准备了许多简单雅洁的房子。我吃过午饭正在一幢单开间独立的宿舍里休息，一面眺望着窗外一棵枝叶扶硫的大树，一面谛听着枝头知了的唱和。忽然中央日报程社长沧波来敲门。告诉我日军在前一晚对卢沟桥发动攻击的俏息，我从**跳起来追问详情，但是他所知也很有限。
我们曾经讨论可能的发展。因为我刚从北平来，他问我，根据我所知道的北平情况，对时局有何看法。我告诉他，以我对当地日军司令官的印象以及他们的保守见解来判断，这次事变似乎仍旧是地方性事件。日本的计划似乎还是蚕食中国，一时恐怕尚无鲸吞的准备。但是蚕食的结果，日本很可能在数年之内即根深蒂固地盘据华北而无法撼其分毫，到那时候，长江流域也就危在旦夕了。日本已经以渐进的方式吞噬东北而进窥华北，将来华北对华中华南的局势亦复如是。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过程。这似乎就是日本对付中国的政策。
战事断断续续相持了好几天。十二天以后，北平城外的零星战事仍在进行，蒋委员长在牯岭对几千名在庐山训练团受训的将领演说，认为日本即将对中国发动全面攻击，呼吁大家准备不计代价保卫国家。他说：“全面战争一旦开始，我们必须随时准备牺牲。……这次战争必将旷日持久，时间拖得愈长，我们的牺牲也就愈大。”
在这次演说里，我初次听见蒋委员长称呼侵华的日军为倭寇，并表示对日问题的坚决主张。倭寇这个名词，在一般听众或不甚注意，但在明代长期遭倭寇**的宁波绍兴人，听到这种称呼，就会觉得事态严重。当时的听众之中有陈诚将军、胡宗南将军，以及其他后来在各区建立殊勋的许多将领。这次演说后不久，蒋委员长飞返南京，各将领亦分别返防。我和几位朋友飞到南京，希望赶返北平，但是北上火车已全部停顿。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内，战事像洪水一样泛滥北平附近。宋哲元将军英勇奋战，部下伤亡惨重。日军司令田代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一向很保守，我知道得很清楚，不幸田代忽然病倒，思想激进的少壮军官遂得控制日本部队。数日后田代去世。究竟是病故、自杀或被杀，虽然谣言满天飞。谁也弄不清楚底细。宋哲元将军仍旧希望把事件局部化，要求兼程北上的中央政府军队暂时停留在保定。结果中央部队就在保定留下来了。
但是现由少壮军人指挥的日本军却并未停止前进；宋哲元将军的部队四面八方受到攻击。一位高级将领还在作战时阵亡。宋将军不得已撤出北平，日军未经抵抗即进入故都。
日军已经控制北平了，华北是否会像沈阳陷落后的东北，遭逢同样的命运呢？日本会不会在华北暂时停下来，在华北等上几年，然后再以之为攻击南方的基地呢？日本是不是已等得不耐烦，准备一举攻下南方而图一劳永逸呢？二者似乎均有可能。日本的渐进政策似乎对中国更危险。南京的高级官员以及各省的军事领袖全都赞成全面抵抗侵略。结果全国上下，包括政府官员、军事将领和平民百姓，万众一心，一致奋起应付空前的国难。
这时候，日本已开始派遣军队循海道开抵上海。中国也在同时派军队沿长江东下赶到沪滨。在这小小的区城里，已有好几万军队结集对峙着，战事一触即发。究竟哪一方面先发第一枪都无关宏旨，不论是一位粗心大意的士兵无意中走火，或者是掌握大权者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