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看看我们自己：中国的改革却必须从基层开始，也就是由下而上的。我们没有世袭的统治阶层，除了相当于贵族的士大夫阶级之外，也没有贵族阶级，要使这辽阔的国度里的人民万众一心，必须仰仗老百姓之间的学者领袖来驱策奋导。因此改革的过程必然很缓慢，而且迂回曲折。政治领袖像孙中山先生，学者领袖像章太炎、梁任公、蔡孑民诸先生，都是来自民间的学者。他们来自民间，又带着能根据他们的社会理想和知识上的远见而深入民间。
现代日本是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现代中国系平民百姓所缔造。因此，在日本当一个领袖要容易得多，他可以任意独裁，他要人民做什么，人民就会做什么；在中国当一个领袖的却必须教育人民，而且真正地领导人民——这是一种远为困难的才能，也必须具备超人的才智创造能力。
中国在采取改革措施方面每较迟缓，但是她一旦决心改革，她总希望能够做得比较彻底。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她从制造炮弹着手，进而从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乃至介绍西方思想。她扬弃了旧的信仰，另行建立新的，直至这些信仰成为她生活中不可分的一部分为止。她是一位学者，一位道德哲学家，也是一位艺术家。她的文化是从她的生活发展而来的，她不会轻易满足于西方的思想观念，除非她能够把这些观念彻底同化而纳之于她的生活之中。因此与日本比起来，中国的思想是现代化的，但是她的社会和工业建设却仍旧落在日本之后。这是这位哲学家兼梦想家的天性使然。
中国胸襟宽大、生活民主，而且能自力创造，但是她缺乏组织、纪律和尚武精神。她是学者之国，最受尊敬的是学问，最受珍视的是文化。但是保卫国土的武力则尚待建立。中国的优点正是她的弱点所在。
日本的情形也是优劣互见，日本人是位斗士，也是位很干练的行政人员。日本所吸收的西方文明只是军事方面的上层结构，并未触及人民较深一层的生活和思想，她的上层结构固然现代化了，她的精神和观念却仍然是中世纪的。对这种情形，读者自然不会感到惊奇，因为封建制度废除的时间甚短，故封建精神在明治时代仍然存在，中国则在公历纪元以前就已经废除了。
日本对同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只有部分的成功。例如日本对忠恕这两个重要的道德观念只学到忠，却无法了解恕。这或许受政治与地理环境之影响而使然，然而日本人之不能以恕道待人，却是事实。忠和恕是中国生活的两大指导原则，忠在封建国家或黩武国家是必不可少的品德，恕则是学者的美德。日本一向坚执己见，不肯考虑别人的观点。日本人胸襟狭窄，连他们自己都有此自觉，这种偏狭的心理使他们无法具备建立洲际殖民帝国所必需的领导能力。他们有野心、有武力，但是缺乏政治家风度。所以他们藉武力而建立的“东亚共荣圈”，只如空中楼阁，顷刻幻灭。忠和恕在中国却是排手同行的。她不但忠贞，而且处处为人设想。中国并不觉得忠于她自己的思想观念就应该排斥他人的观点。她常常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观点，这就是所谓恕。日本人对恕的观念很薄弱，所以不克了解中国。
日本的行为很像一个身体健壮的顽童。他抓住了公羊的两只角不许它动，公羊急得乱叫乱跳，用角来撞他，结果他不是被迫放手，就是被撞倒地上。他想不通这只公羊为什么这样不听话。可怜的孩子！他应该想想如果有人抓住他的两只耳朵，他的反应又如何？他应该设身处地想一想，这样他就会了解中国了。
使日本人变为好战民族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他们的一种错误信念，他们认为日本是个神圣的国家，系神所缔造，而且应该根据神的意志行事，并且征服世界。这种心理是由军阀御用的历史家歪曲史实所造成的。为西洋人或中国人所不易了解，但是日本人却的确如此深信不疑。中国人也相信神佛，但是他们把神佛当作道德的监护者，而不是战争的呵护者。日本人却认为日本称霸是神的意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