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塾里念了几年之后，我渐渐长大了，也记得不少的字。这时先生才开始把课文的意思解释给我听，因此念起书来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吃力了。从四书五经里，我开始慢慢了解做人的道理。按照儒家的理想，做人要先从修身着手，其次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其中深义到后来我才完全体会。
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这些成语驱策着我向学问之途迈进，正如初春空气中的芳香吸引着一匹慵懒的马儿步向碧绿的草原。否则我恐怕早已丢下书本跑到上海做生意去了。理想、希望和意志可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的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老式私塾里死背古书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书倒也有背古书的好处。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指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的准则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的老式教学方法似乎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需要。自然，像我家乡的那个私塾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那只有给小孩子添些无谓的苦难。我怕许多有前途的孩子，在未发现学问的重要以前就给吓跑了。
在我的家塾里，课程里根本没有运动或体育这个项目。小孩子们不许拔步飞跑，他们必须保持“体统”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吃过中饭以后，我们得马上练字。我们简直被磨得毫无朝气。
话虽如此，小孩子还是能够自行设法来满足他们嬉戏的本能。如果先生不在，家塾可就是我们的天下了。有时候我们把书桌搬在一起，拼成一个戏台在上面演戏。椅子板凳就成了舞台上的道具。有时候我们就玩捉迷藏。有一次，我被蒙上眼睛当瞎子，刚巧先生回来了，其余的孩子都偷偷地溜了，我轻而易举地就抓到一个人——我的先生。当我发现闯了祸时，我简直吓昏了。到现在想起这件事尚有余悸。
春天来时，放了学我们就去放风筝，风筝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风筝的形式不一，有的像蜈蚣，有的像蝴蝶。夜晚时，我们把一串灯笼随着风筝送到天空，灯笼的数目通常是五个、七个或九个。比较小的孩子就玩小风筝，式样通常是蜻蜓、燕子，或老鹰。“燕子”风筝设计得最妙，通常是成对的，一根细竹片的两端各扎一只“燕子”，然后把竹片摆平在风筝绳子上。送上天空以后，一对对的“燕子”随风摆动，活像比翼双飞的真燕子。有一次，我还看到好几只真的燕子在一只“燕子”风筝附近盘旋，大概是在找伴儿。
满天星斗的夏夜，村子里的小孩子们就捉萤火虫玩儿。有些小孩子则宁愿听大人们讲故事。讲故事的大人，手中总是摇着一柄大蒲扇，一方面为了驱暑，一方面也是为了驱逐纠缠不清的蚊子。口中衔旱烟杆，旁边放着小茶壶，慢条斯理地叙述历史人物的故事、改朝换代的情形，以及村中的掌故。
大人告诉我们，大约二百五十年前，清兵入关推翻了明朝，盗贼蜂起，天下大乱，但是我们村中却安谧如恒。后来圣旨到了村里，命令所有的男人按照满洲鞑子的发式，剃去头顶前面的头发，而在后脑勺上留起辫子。男子听了如同晴天霹雳，女人们则急得哭了，剃头匠奉派到村子里强制执行，他们是奉旨行事，如果有人抗旨不肯剃头，就有杀头的危险。留头究竟比留发重要，二者既然不可得兼，大家也就只好乖乖地伸出脖子，任由剃头匠剃发编辫了。当然，后来大家看惯了，也就觉得无所谓，但是初次剃发留辫子的时候，那样子看起来一定是很滑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