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童年时代，没有学校，只有家塾。男孩子在家塾里准备功课应付科举或者学点实用的知识以便经商，女孩子不能和男孩子一道上学，要读书就得另请先生，穷苦人家的子弟请不起先生，因此也就注定了当文盲的命运。
一位先生通常教数十位学生，都是分别教授的。家塾里没有黑板，也不分班级。先生从清晨到薄暮都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学生们自然也就不敢乱蹦乱跳。那时候时钟是很难见到的。家塾里当然没有钟。冬天白昼比较短。天黑后我们就点起菜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念书，时间是靠日晷来计算的。碰到阴天或下雨，那就只好乱猜了。猜错一两个小时是常事，好在书是个别教授的，猜错个把钟头也无所谓。
我在六岁时进家塾，一般小孩子差不多都在这个年岁“启蒙”的。事实上我那时才五岁零一个月的样子，因为照我家乡的算法，一个人生下来就算一岁了。家塾里的书桌太高，我的椅子下面必须垫上一个木架子之后我才够得上书桌，因此我坐到椅子上时，两只脚总是悬空的。
我最先念的书叫《三字经》，每句三个字，而且是押韵的，因此小孩子记起来比较容易。事隔六十多年，我现在还能背出一大半，开头几句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性善论是儒家人生哲学和教育原理的出发点，这种看法曾对十八世纪的大光明时代的法国学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虽然我现在已经懂得甚么叫“性本善”，在当时却真莫名其妙。
我恨透了家塾里的生活。有一天，我乘先生不注意我的时候，偷偷地爬下椅子，像一只挣脱锁链的小狗，一溜烟逃回家中，躲到母亲的怀里。
母亲自然很感意外，但是她只是慈祥地问我：“你怎么跑回家来了，孩子？”
我答道：“家塾不好，先生不好，书本不好。”
“你不怕先生吗？他也许会到家里来找你呢！”母亲笑着说。
“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烧了它！”我急着说。
母亲并没有把我送回家塾，那位先生也没有找上门来。
第二天早上，奶妈喊醒了我，对我说了许多好话，总算把我劝回家塾。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吃软不吃硬。好好劝我，要我干什么都行，高压手段可没有用。经过奶妈一阵委婉的劝谏，我终于自动地重新去上学了。
我带着一张自备的竹椅子，家里一位佣人跟着我到了家塾，把竹椅子放到木架上，使我刚好够得着书桌。先生没有出声，装作不知道我曾经逃过学。但是我注意到好几位同学对着我装鬼脸。我讨厌他们，但是装作没有看见。我爬上椅子坐在那里，两只脚却悬空挂着，没有休息的地方。我的课也上了。书却仍旧是那本《三字经》。我高声朗诵着不知所云的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念得烂熟。等到太阳不偏不倚地照到我们的头上时，我们知道那是正午了。先生让我们回家吃午饭，吃过饭我马上回到家塾继续念那课同样的书，一直到日落山才散学。
一日又一日地过去，课程却一成不变。一本书念完了之后，接着又是一本不知所云的书。接受训练的只是记忆力和耐心。
念书时先生要我们做到“三到”，那就是心到、眼到、口到。所谓心到就是注意力集中，不但读书如此，做任何事情都得如此。眼到对学习中国文字特别重要，因为中国字的笔划错综复杂，稍一不慎就可能读别字。所谓口到就是把一段书高声朗诵几百遍，使得句子脱口而出，这样可以减轻记忆力的负担。先生警告我们，念书不能取巧强记，因为勉强记住的字句很容易忘记。如果我们背书时有些疙瘩，先生就会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再念，甚至念上一两百遍。碰上先生心情不好，脑袋上就会吃栗子。天黑放学时，常常有些学生头皮上带着几个大疙瘩回家。
不管学生愿意不愿意，他们必须守规矩，而且要绝对服从。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礼拜天。每逢阴历初一、十五，我们就有半天假。碰到节庆，倒也全天放假，例如端午节和中秋节。新年的假期比较长，从十二月二十一直到正月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