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更多：首先是一八九四年使台湾割让于日本的中日战争，童年时代所看到的彩色图画曾使我对它产生错误的印象；其次是一八九八年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运动，那是我在中西学堂读书时所发生的；再其次是一九○○年的义和团战争，我在上海时曾经听到许多关于义和团的消息；然后是一九○四年的日俄战争，我在杭州念书时正在进行。每一件事都有丰富的资料足供研究而且使人深省。
我们也可以用倒卷珠帘的方式来研究历史：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战争使中国丧失了越南；太平天国始于一八五一年而终于一八六四年，其间还出现过戈登将军和华德将军的常胜军；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的结果使中国失去了香港：如果再往上追溯，明末清初有耶稣会教士来华传教，元朝有马哥·孛罗来华游历；再往上可以追溯到中国与罗马帝国的关系。
梁启超在东京出版的《新民丛报》是份综合性的刊物，内容从短篇小说到形而上学，无所不包。其中有基本科学常识、有历史、有政治论著，有自传、有文学作品。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梁启超的文笔简明、有力、流畅，学生们读来裨益匪浅，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我认为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介绍现代知识给年轻一代的工作上，其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
在政治上，他主张在清廷主持之下进行立宪维新。这时候，革命党人也出版了许多刊物，鼓吹孙中山先生的激烈思想。中山先生认为共和政体胜于君主立宪，同时他认为中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统治，而不应由腐败无能的满洲人来统治，浙籍学生在东京也出版了一个定名“浙江潮”的月刊。这个杂志因为攻击清廷过于激烈，以致与若干类似的杂志同时被邮政当局禁止寄递。但是日本政府却同情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运动，因此这些被禁的杂志仍旧不断地从日本流入上海租界。因此上海就成为革命思想的交易所，同情革命的人以及营求厚利者再从上海把革命书刊走私到其他城市。
浙江高等学堂本身就到处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杂志和书籍，有的描写清兵入关时暴行，有的则描写清廷的腐败，有的则描写清廷对满人和汉人的不平等待遇。学生们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刊，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足以阻止他们。
事实上，清廷腐败无能的实例，在校门之外就俯拾即是。杭州城墙之内就有一个满洲人住的小城，里面驻扎着监视汉人的“旗兵”。两百多年前，政府特地划出这个城中之城做为驻扎杭州的“旗兵”的营房。这些旗兵的子子孙孙一直就住在这里，名义上仍旧是军人。满汉通婚原则上是禁止的，但是满人如果愿意要汉人为妻是准许的，实际上这类婚姻很少就是了。太平军围城时，杭州的旗人全部被杀。内战结束以后，原来驻扎湖北荆州的一部分旗兵移驻杭州，来填补空缺。这些从荆州来的旗人当时还有健在的，而且说的湖北话。虽然他们多数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的子女仍旧住在那里，而且说他们父辈所说的方言。道地湖北人很容易察觉这些旗人的湖北口音。但是从第三代开始，他们就说杭州的本地方言了。
当时的浙江高等学堂里有十名旗人子弟。这几位青年人对学校中的革命运动装聋作哑，应付得很得当。其中一人原是蒙古人的后裔，他甚至告诉我，他也赞成革清朝的命，因为他虽然是旗“兵”，却不是满人。
这些所谓旗兵，实际上绝对不是兵；他们和老百姓毫无区别。他们在所谓“兵营”里娶妻养子，对冲锋陷阵的武事毫无所知。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有政府的俸饷而无所事事，他们过的是一种寄生生活，因之身体、智力和道德都日渐衰退。他们经常出入西湖湖滨的茶馆，有的则按当时的习尚提着鸟笼到处游**，一般老百姓都敬而远之。如果有人得罪他们，就随时有挨揍的危险。这些堕落、腐化、骄傲的活榜样，在青年学生群中普遍引起憎恨的鄙夷。他们所引起的反感，比起革命宣传的效果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从梁启超获得精神食粮，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志士，则使我们的革命情绪不断增长。到了重要关头，引发革命行动的就是这种情绪。后来时机成熟，理想和行动兼顾的孙中山先生终于决定性地战胜主张君主立宪的新士大夫阶级。
这就是浙江高等学堂的一般气氛。其他学校的情形也大都如此。我对这一切活动都感兴趣。我喜欢搜求消息，喜欢就所获得的资料加以思考分析，同时也喜欢使自己感情奔放，参加行动。但是我常常适可而止。为求万全，我仍旧准备参加科举考试。除了革命，科举似乎仍旧是参加政府工作的不二途径，并且我觉得革命似乎遥遥无期，而且困难重重。我有时候非常胆小而怕羞，有时候却又非常大胆而莽撞，因此我对自己的性格始终没有自信。所以我的行动常常很谨慎，在采取确切的行动之前，喜欢先探索一下道路。尤其碰到岔路时，我总是考虑再三才能作决定。如果犹豫不决，我很可能呆坐道旁，想入非非。但是一旦作了决定，我必定坚持到底。我一生犯过许多错误，但没有犯不可挽回的错误。所以没有让时代潮流把我卷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