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说的那些成千成万的村庄，加上大城市和商业中心，使全国所需要的粮食、货品、学人、士兵，以及政府的大小官吏供应无缺。只要这些村镇城市不接触现代文明，中国就可以一直原封不动，如果中国能在通商口岸四周筑起高墙，中国也可能再经几百年而一成不变。但是西洋潮流却不肯限于几个通商口岸里。这潮流先冲激着附近的地区，然后循着河道和公路向外伸展。五个商埠附近的，以及交通线附近的村镇首先被冲倒。现代文明像是移植过来的树木，很快地就在肥沃的中国土壤上发芽滋长，在短短五十年之内就深入中国内地了。
蒋村是散布在钱塘江沿岸冲积平原上的许多村庄之一，村与村之间常是绵延一两里的繁茂的稻田。钱塘江以风景优美闻名于世，上游有富春江的景色，江口有著名的钱塘江大潮。几百年来，江水沿岸积留下肥沃的泥土，使两岸逐步向杭州湾扩伸。居民就在江边新生地上筑起临时的围堤截留海水晒盐。每年的盐产量相当可观，足以供应几百万人的需要。
经过若干年代以后，江岸再度向前伸展，原来晒盐的地方盐分渐渐消失净尽，于是居民就在离江相当远的地方筑起堤防，保护渐趋干燥的土地，准备在上面蓄草放牧。再过一段长时期以后，这块土地上面就可以植棉或种桑了。要把这种土地改为稻田，也许要再过五十年。因为种稻需要大量的水，而挖池塘筑圳渠来灌溉稻田是需要相当时间的，同时土地本身也需要相当时间才能慢慢变为沃土。
我童年时代的蒋村，离杭州湾约有二十里之遥。围绕着它的还有无数的村庄。大大小小，四面八方都有，往南一直到山麓，往北到海边，往东往西则有较大的城镇和都市，中间有旱道或河汊相通。蒋氏族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是从徽州迁到奉化暂驻，又从奉化迁到余姚。徽州是钱塘江的发源地，我们的祖先到余姚来，可能就是为了开垦江边新生地。在我幼年时，我们蒋氏家庙的前面还有古堤岸的遗迹，那家庙叫做“四勿祠”，奉祠宋朝当过御史的一位祖先，他是奉化人，名叫蒋岘。然而一般人却惯叫“陟塘庙”，因为几百年前，庙前横着一条堤塘。
读者或许要问：什么叫“四勿”呢？那就是《论语》里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句话。我们玩具店里所看到的三只猴子分别蒙起眼睛、耳朵、嘴巴，就是指这回事。至于为什么没有第四只猴子，因为那三只猴子坐着不动，就可以代表了。但是我们那位御史公却把这四勿改为“勿欺心，勿负主，勿求田，勿问舍”，人称之为四勿先生。这些自古流传下来的处世格言是很多的。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诸如寺庙、戏院、家庭、玩具、格言、学校、历史、故事等等，来灌输道德观念，使这些观念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以道德规范约束人民生活是中国社会得以稳定的理由之一。
几千年以来，中国的人口从北方渐渐扩展到南方，先到长江流域，继至珠江流域，最后到了西南山区。中华民族一再南迁的理由很多，南方土地肥沃、塞外好战部落入侵，以及人口的自然繁殖都有关系，且从宋朝以后，黄河一再泛滥，更使人们想念江南乐土。我的祖先在早期就由北而南，由南而东，最后终于在杭州湾沿岸定居下来。
蒋姓的始祖是三千多年前受封的一位公子王孙。他的名字叫做百龄，是代周成王摄政的周公的第三个儿子。他在纪元前十二世纪末期被封在黄河流域下游的一块小地方，他的封地叫做“蒋”，他的子孙也就以蒋为氏了。蒋是茭白古名。那块封地之所以定名为蒋，可能是那一带地方茭白生长得特别繁茂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