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奉政府之命，森有礼出任驻中国公使，曾代表日本政府与李鸿章等人谈判中日外交问题。1880年，他又改任驻英国特命公使，直到1884年。在这一时期，森有礼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他由明治初期的一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战士、自由民权的维护者转变为国家主义的崇拜者。引起森有礼思想巨变的原因是德国的变化。当时的德国，在其首相俾斯麦（OttovonBismarck-Sch ?nhausen）领导下建立了新德意志帝国，由分散的联邦制一跃而为中央集权制的强大统一国家。尤其是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后，德国国力更盛，其影响波及世界上许多国家。森有礼认为，德国国运蒸蒸日上的根本原因在于俾斯麦奉行的国家主义思想。因此，他主张同是落后而又处于上升期的日本，也应效法德国推行国家主义。所谓“国家主义”，在理论上主张支持社会有机构成的是神的化身，有一个“精神实体”高于一切，一切个人要求和个人道德都应从属于国家和国家权力；在教育上则强调培养国家观念和忠君爱国的道德品质，压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森有礼的这种国家主义教育主张很合乎当时政府要人伊藤博文的胃口。在1882年伊藤博文去德国考察期间，森有礼专程由英国到法国拜访了他。两人在巴黎会面，就日本教育问题交换了意见，对于实行宪法后如何改革日本教育制度的看法完全一致。伊藤博文很赏识森有礼，当时约定请森有礼在组建内阁时回国担任文部大臣。森有礼为伊藤博文的诚意所感动，接受了邀请，准备将来回国掌管教育；并根据伊藤博文的建议，进一步调查了欧洲各国的教育制度。
1884年4月，森有礼回到日本。同年5月，在参事院担任参议官，同时被任命为文部省的负责人。1885年，明治政府改革官制，撤销从前的太政官制，建立内阁制。伊藤博文任第一届总理大臣，森有礼被任命为第一届文部大臣。森有礼一上任，立即着手改革学制。1886年，他废除了原文部省实施的《教育令》，亲自主持制定和颁布了以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和《小学校令》，统称《学校令》。此后，又制定了《教科书检定制度》和《师范教育大纲》等文件。
1889年2月11日，森有礼应邀参加《宪法》颁布仪式，在离开官邸时被刺身亡，时年43岁。
二、论国家教育制度
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是森有礼全部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其所拟订的国民教育制度的指导原则；而他所拟订的国民教育制度则是实现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手段。两者互相联系，密不可分。
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内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国体教育主义”。[37]具体地说，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要点：第一，为了国家富强而办教育。森有礼说：“学政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国家。例如在帝国大学提高教务，凡涉及学术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应以国家利益为重，放在最前面。其他的学校也是如此。在学政上应始终记住，并非只为学生个人的利益，而要为国家的利益着想。此乃最重要之点，要认真体会。”[38]第二，为了维护国家政体而实施“国民皆受军事训练”的教育。森有礼认为，日本的传统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的不屈路线，像天地一样永存。在这条路线下，力量雄厚的日本从未屈服于任何外国，而且人们从祖先继承下来并不断受到培养和加强的保卫国家的精神和忠诚顺从的性格，仍然光彩夺目。此乃一国富强之基础，唯一无二的宝贵资本”。他主张，要维护这种国体，就必须培养国民维护国体的气质和体力，而培养这种气质和体力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学校实施军事训练和在各学科中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第三，在学制上，森有礼主张“以国家办学为主”；在学校行政上，要“根据国家经济理论来办学”。[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