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共50卷）中，涉及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表述，至少有49处之多。其中有代表性的表述是：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6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指出：“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62]“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63]“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64]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1847）中指出：“（第二个问题：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什么？）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65]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1847）中指出：“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66]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67]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1867）中指出：“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68]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6—1878）中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69]“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的社会可以在这方面更大大地向前迈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其中每一个人对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从头到尾地都有实际体验……”[70]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述，撇开关于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历史前提的分析，单就“人的全面发展”概念而论，值得注意的是：
（1）“人的全面发展”命题，作为人类解放的理想，全面地表述为“普遍的”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2）所谓“全面”发展，指的是个人才能的充分发展，个人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其中包括全面的体力与全面的智力），即“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