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教条式地预测未来。马克思在其“马克思主义观点”形成之初，于1843年就明确地宣布：“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56]1881年在筹备召开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时，有人打算在大会上提出一个议题，即：假使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他们应采取一些什么政治、经济立法措施，并就此向马克思请教。马克思的回答是：“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提得不正确的。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57]
19世纪70年代，德国冒出一位“社会改革幻想家中的‘真正的怪物’”，名叫杜林。他试图构建所谓“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形式”，涉及面甚广，其中包括“未来学校计划”。恩格斯在评论杜林《哲学教程》一书时，指出：“该书还有一整章描写未来社会或所谓‘自由’社会，其中从经济方面说得极少，却为未来的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拟定好了教学计划。所以，这本书暴露出的庸俗性比他的经济著作更直截了当”。[58]可见，恩格斯把在当时那种社会研究条件下妄谈“未来学校”这件事本身，看成是“庸俗”的表现。
否定教条式地预测未来，不意味着不放眼未来。按照马克思的说法，19世纪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59]只是不侈谈未来，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从批判教育的“旧世界”中发现教育的“新世界”呢？
最集中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教育”见解的是：“只要看过罗伯特·欧文的著作，就会确信，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60]
这里所说的“未来教育”，是同“过去教育”“现实教育”相对而论，是大工业生产发展客观需要与在合理社会制度下可能实现的教育。它指的是同大工业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这种同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相对于以往脱离教育的“生产劳动”与脱离生产劳动的“旧教育”，在欧文实践的萌芽中，包括同生产劳动结合的“智育”与“体育”，而在傅立叶的观念中还包括“综合”的技术教育；这种生产劳动与这种教育的结合，既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更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这涉及主要由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和“未来教育”的三个基本命题，即：（1）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2）综合技术教育；（3）造就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劳动过程历史的具体的考察，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些“天才的预测”变成可靠的理论。
一、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的片面发展的社会根源、以普遍的个人的全面发展代替片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自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意代替在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参与教育实践的人们确立具体的“教育目的”，而把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作为一般价值观，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实践，具有指导的意义。重要的是如实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