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命运像周遭结构一样不是自由选择的，人依然能够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它持个体自由的态度。他可以完全屈服于它，根本不将它认识为命运（像鱼缸里的鱼）；他也可以通过认识它而超然于它。他可以继续委身于它或挺身与它抗争。是的，个体原则上可以像下面将要阐述的那样，抛弃或者改变他的周遭结构（不仅是它的始终偶然的内涵）和他的命运，而不管它们怎样完善。诚然，个体可以做上述一切，但是个体可以如此，乃有别于受到他的周遭结构和他的命运的限制并无法脱离其活动空间的自由选择行动，个体只能通过与他赖以作出所谓“自由选择”的这些行动有着本质差异的行动和行为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他绝不可能独自完成上述一切，而是必须依靠那些处于他的命运和他的周遭结构之外的本质的帮助，这种帮助在此绝对必要。因此，作为整体的人类以及个人和集体只能通过上帝完成上述一切，只要他们也面临着必须广泛抵制人的普遍有效的使命之命运。
命运与周遭结构一样是从人身上具有的心理活力的主体之演变中生发出来——是从有一定目标效应的自发的但在外力帮助下可以扭转的主体之演变中，而不是从主动的有自由意识的判断、选择和取舍之行动中生发出来。与此相反，个体使命乃是一种以个体性为形式的自在的无时间的价值本质。它不是靠人身上的精神构成或设立的，而只是为精神所认识，其整个丰富性仿佛只是逐渐在生命和行动的自我经验中披露出来，这样，它也仅仅为我们身上的精神人格性而存在。
故个体使命乃是见识之事务（SachederEinsicht），而命运只是某种有待于觉察的东西：一种本身为价值盲的实事。
但必须领先于对个体使命的认识的又正是某一爱的变种：即与一切所谓的自爱（Eigenliebe）有着根本区别的纯粹的自我之爱（Selbstlebe），或对自身的拯救之爱。在自爱之中，我们只是从我们“自己的”眼光出发看待一切和我们自己，同时将一切给予物和我们自己统统与我们感性的感觉状态联系起来，乃至我们不能分别而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作为关涉的关涉（Bezuhg）。于是，我们可能迷失在这里，并且使我们自己的最高的精神潜能、禀赋、力量甚至我们的使命之最高主体本身成为我们的肉体及其状态的奴隶。我们“并未发挥我们的才智”，而是将它虚掷了。我们在自爱之中察获的一切，自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均为一系列五光十色的假象所蒙蔽，由它们编织而成，难免模糊、空洞、虚荣、傲慢。纯粹的自我之爱则截然不同。在此，我们的慧眼及其意向光束已投向一个超世的精神中心。我们“仿佛”通过上帝的眼睛看待自己，这首先意味着完全对象性地看；其次，将自己完全看作整个宇宙的环节。我们也许仍然爱自己，但始终只将自己作为我们在一种无所不见的目光下仿佛是的这种人，而且只限于这种程度和范围，仿佛我们能够在这种目光下生存。我们憎恶我们身上的其余一切。当我们的精神透入这幅关于我们的神性的图像之时（这幅图像在我们眼前就变得越显耀）。或另一方面，当我们在上帝的持靠之外，竟从我们身上和心中找到偏离这种图像的东西时，我们的憎恶均会越强烈。自我校正、自我教育、懊悔和禁欲这些自我塑造的錾锤将击中我们身上僭越那个形象的任何部分，而该形象是我们这幅在上帝面前和之中找到的那幅图像传递给我们的。
诚然，这幅图像与各异的质料的给予性方式，与个体使命（它只能借助于苏格拉底所理解的自我认识的行动逐渐向我们显露出来）的独特内涵的给予性方式本是己物。关于个体使命，没有任何肯定而明确的图像，更没有可以表述的法则。只是在一再重复的感觉中：我们何地何时与之偏离，我们何时何地在歌德所指的意义上追随着“错误的趋势”，并且仿佛在这些与某一整体、某一个人的形象事后连接的感觉点的轮廓之内，我们的使命之图像才显示出来。但正是这个事实（它对于该图像的表述与表达自然是一种缺陷）澄清了该图像对我们的非常有效的驱动力。不言而喻，这种东西（它始终是现时的，暗中影响着我们，始终引导着我们，从不强迫我们）不能被感知为意识的特殊内容（它始终只是在我们心中消失并浮现的“事情”）；在我们心中言说并指引方向的永恒的智慧并非喧嚣的祈使的智慧，而是一种完全寂静的仅仅儆戒的智慧——但越是反其道而行之，它的声音就越洪亮。所以，对我们的自我使命的自我认识似乎以所谓否定神学的方法进行——对此方法的正确理解是：否定不应当规定或者甚至在意义上阐明所寻找的对象是什么，而只应当通过逐渐的剥离使对象显露无遗。正是基于这种理由，这在技法上与其是一种肯定的造形，毋宁是一种对（仿佛始终被促成的）“错误趋势”的排斥、抑制、“救治”（或者针对我们的在经验上可观照的自我身上那一切与被感觉到的使命图像之隐蔽点或被感觉到的矛盾点相违背的东西），而后者促成了最大限度地实际达到使命。关于这种技法容后详述。
命运和周遭与个体使命之间的悲剧性的矛盾关系以及主体对此的清楚意识均属可能，这一事实表明前二者与后者差异极大。因为，不是在某个人、某个民族等仅仅偶然的现实与使命相悖之时，而是在使命与命运本身相互冲突和斗争之时，以及在今后的生活可能性的已经自我形成的活动空间似乎拒绝接受已被认识的使命之时，那种矛盾才成为在卓越的词义上悲剧性的。当我们发现，人们和民族受其命运本身的驱使违其使命而行之，当我们发现，人们不仅不“切合”其偶然的暂时的周遭内涵，而且已经不切合那种周遭结构——这将在原则上迫使他们选择更新的结构类似的周遭——那种悲剧性的关系就已经产生了。这些不和谐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获得解答，是有待于我们讨论的问题，它将与专门决定命运的强力在我们心中解体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题目同时提出。
但我们首先要更准确地探讨合意的爱之秩序的形式，以及人的精神怎样掌握爱之秩序，或怎样发现自己与它相关的方式。因为，只有在我们对此形成了特殊而清晰的理念之后，才可能按照一定的基本模式整顿爱的秩序之迷乱，并且解释其起源，这正是这篇论文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