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像我们觉得一种合意和真实的爱之秩序的理念，是一个极其客观的独立于人的王国（一切事物的有序的可爱性之王国）的理念，即是某种只能被我们认识，而不能被我们“设立”、创构和制作的东西。同样，一个精神的单个主体或集体主体的“个体使命”，虽然是一种由于该主体的特殊价值内涵而针对该主体（并且只针对它）的东西，但也是某种同样客观的东西；某种不能设立而只能认识的东西。这种“使命”表达了在世界的拯救计划中恰恰属于这个主体的位置，同时也以此表达了它的特殊使命和它的“天职”（在这个词的词源学的古老意义上）。主体可能误会它的天职，也可能（自由地）放弃它；也可能认识并实现它。如果我们试图以某种方式在道德上完整地评价并衡量一个主体，我们就必须除普遍有效的标准之外，始终同时把握属于他而不是属于我们或其他主体的个体使命的概念。当我们观照个体使命的生命表现，将它的似乎在经验上实现该概念——但始终只能局部实现——的最核心的思想意图，刻画成一幅总体图像时，我已经在其他地方力图阐明，我们如何和通过什么途径才能理解该概念。
恰恰在可思议的完善之情况下，德性宇宙的自我表现虽然在普遍的客观的善的范围之内，但也在个体的独特的无穷无尽的价值构成、个人构成和实物构成之中，同时还在一系列历史上独特的存在——行为——作用要素之中，而每种要素均有自己的“日辰要求”和“时辰要求”，这属于道德宇宙的本质。因此，对于人、民众、民族和各种联盟，并非完整的尺度所具有的这种不相同性，相反或许是相同性才是一种德性上不应存在的东西。总之，所有个体使命也只能在普遍有效的人之使命（确切地说是现性的精神本质之使命）的范围之内找到位置。个体使命大概只能被它为之存在的人认识，只能通过他获得实现，就此而言，个体使命也不是“主观的”。况且，他人对我的个体使命的认识比我自己更清楚，这十分可能；他人大力帮助我实现我的个体使命，这也是可能的。以共同生存、行动、信仰、希望、构造的形式存在和互为存在，维护自己的价值，换言之，在即便是个体使命的本质天性方面（每个人在他自己的特殊情况下已经认识到，这样一种天性人人有之），为了使每个人洞察并实现自己的个体使命而共同负责地存在，这本身就是每一有限的精神生物的普遍有效的使命的一个部分。因此，个体使命的概念并未排除在道德主体方面彼此共同承担功过，而是将其包含在自己之中。
正如一个人的任何实际生活可能偏离普遍有效的规范，它也可能随意大幅度地偏离他的个体使命，这一点无须说明。尽管周遭结构和命运本身完全不同于实际从外部触及他的作用物，他的个体使命与他的周遭结构和他的命运的关系可能部分和谐，部分矛盾（当然程度不一），这对于我们相当重要。所以，人的命运首先并非人的个体使命。正是这种揣测而非对命运事实本身的承认应当叫做宿命论。一旦人们曾经将命运物化，有如希腊人将其厄运物化，或者将命运与使命同时归结为上帝在世前的拣选（如奥古斯丁和卡尔文的恩宠拣选论），这种说法就可能成立。但是，周遭结构和命运（在上面确定的意义上）其实仍然是一种原则上可以理解的自然形成物，而并非纯粹是始终偶然真实和有效的东西。命运固然不能像一些极端的非决定论者（他们对命运的本质、对我们心中的自由与非自由的层次有着完全错误的认识）所推测的那样被自由选择，因为选择范围（或选择行动能够进行选择的区限）决定于命运，而不是命运决定于选择。可是，命运本身也从越来越多地为自己提供内涵，并重新赋予始终在时间上领先的内涵，从功能的人和民众之生命中生发出来；个人的生命大多由命运构成，民族的生命则无一例外地由命运构成。以上所述同样适合于周遭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