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不在情感生命和爱与恨的领域之内，寻求明证性和合规律性（它们有别于某些状态感觉与客观印象的因果联系），并且否认情感具有任何把握对象的关系，这自然有其普遍的原因：丧失了良知和细腻。现代人总是乐于在排除良知和细腻的情形下去探讨一切不会成为合理智的决断的问题。在此，现代人认为任何区别都“模糊不清”，或仅仅“在主观上”有效。如在审美事物中，只要与“趣味”相关，只要以某种方式与价值判断发生联系，只要涉及“直觉”“良知”和不是建立在理智之上的明证性（A与B是正确的、好的、美的，C与D是错误的、坏的、丑的），人们均视之为“主观”，视为根本没有任何更严格的联系的东西。退回到这些精神力量上去是“不科学的”，就此而言，即使在现代科学的拜物教徒看来也欠缺“客观性”。在艺术和审美的范围之内，通常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恰恰是（尽管一些美学家持有异议）：究竟什么是美和丑，什么在艺术上有价值和无价值，这取决于各人的“趣味”。法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试图避免“价值判断”，因为价值判断就其本性而言是不科学的。在道德范围内“良心中立”成为指导原则，然而，不仅任何积极的确信自身价值的时代对此不以为然，而且正如孔德（）不无道理地指出的那样，这个原则的基本观念不过是使道德判断听命于纯粹的专断：一种纯粹否定的消解性的批判原则，而一切客观的道德价值都在这种原则中被断然否定了。假若有人在某一科学中坚持观点中立，人们会作何看法？对于良心中立，是否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甚至生物学和历史学中存在着一种类推法？这种类推法是否意味着（如像通常的理解）干脆放弃任何一种切实有效的道德判断？
现代人认为，尽管他全心全意地寻找某种牢固、确定、有约束力的东西，但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在中世纪，人们还知道心灵之文化，它是独立的，根本不取决于理智之文化。而在近代，对此最基本的前提已告阙如。现代人不再将整个情感生命视为一种富有意义的符号语，（对象的关联在这种语言中方才渐露端倪，而这些关联在与我们的交互关系中主宰着我们生命的意义和意味。）而是将其视为完全盲目的事件，它们像随意的自然演变一样在我们身上进行；现代人也许必须在技术上引导它们，以便兴利除弊，但是，当现代人考虑到它们的“旨意”何在，它们要告诉我们什么，它们对我们的忠告和禁戒是什么，它们的目的何在，它们预示着什么，此时，现代人被教导不必听命于它们！然而对某一风景之美、对某一艺术品、或者对与我们相处的个体之个性的一种感受告诉我们什么，对此存在着一种谛听；我所指的是在谛听中跟随这种感受，在它似乎终止的时候平静地接受它，即对我们面临的东西保持敏锐的听觉，严格地检察我们所获悉的东西是否一清二楚，确定无疑；这是另一种批判的文化，它针对此间“纯真”或“不纯真”的东西，针对仅仅属于纯感受范围的东西，而且仅仅针对愿望、指向一定目标的意志或反思和判断失之交臂的东西。现代人恰恰在本质上丧失了这一切。对于他本来能够在此谛听的东西，他一开始就缺乏信赖和真诚。
